黑暗底

(2014年1月7 日 post facebook)

有說邵逸夫見證以至打造了香港軟實力最輝煌的年代。但我想在邵的心目中，從來沒有以什麼「打造香港」為念。追回清末民初的時代，地域的區隔沒有今日明確。本身不是香港人(當時甚至沒有這種身份)的邵氏，面對的是整個東南亞市場，以香港為中心，由南至北，由東至西，都是他舞台。這也是香港當初開阜時的設想。英國人來，既外了新加坡和香港，就是要打通整個南中國的貿易網。當時有眼光的商人，許多是南方華人，也積極參與。

創新科技不是今日獨有，自工業革命後就不斷有新的產品以新的消費模式出現，改變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邵氏生於其時，先是電影，再是電視的普及。邵氏與無線電視亦時刻以東南亞以至全球華人市場為目標。在九十年代以前，邵氏江山所代表的是資本無國族國界的開創性，急於用最前最新的媒體方式與內容去開拓市場。我寧願相信，後來無線電視的固步自封是邵逸夫退下後的事情。

(2014年1月16日 post facebook)

左右除了經濟，其實還有另一個分法，就是族群問題。

今日有本土派指親共者和民主回歸者為左膠。為什麼抗共和親共可以混為一談？因為兩者皆是大中華膠。大中華膠不必是經濟左翼，但肯定是中華民族主義者，認同中華文化並以之建立的民族國家。他們大多不支持侵略性的國家主義，但民族大義，不可放棄。血濃於水，莫失莫忘。其實在民族問題上，算是右派，與左翼國際主義相對。
至於本土派之為右，亦不必是經濟上的右派。他們可以反地產霸權，支持增建公屋，甚至增加社會福利，但一定要堅持「香港人」 受惠。

由此可見，本土派，大中華派，皆是族群右翼，只是族群不同而已。情況如一次世界大戰，各國皆是民族主義者，只是其族不同，就要你死我亡。

(2014年2月27日 post facebook 劉進圖遇襲後)

有人說，對抗恐怖主義，市民如常生活，就是對之最大的懲罰。這句說話是對的，如果我們面對著無理的恐怖襲擊。但那不是香港今日的處境。我們沒有活在一個良好的法治社會，我們受到的衝突不是一個突然的片段；由劉進圖遇襲的一刻，宣佈了一個新的時代：今時今日在香港，對抗強權係會死人的。

我們面對的，不是突如其來的恐怖襲擊，而是已經持續多時的法治淪落，各種資產階級民主所容許的自由一個個失掉。上星期日，我們為了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上街，不出三日，免於恐懼的自由、人身安全就受到重創。社運圈的人，知道搞社運可能會失去工作、可能會被告、可能會坐牢、可能會破產、可能會被打。但我相信沒有人社運人覺得搞社運會死人，至少昨日之前沒有。

什麼叫如常生活？照樣上班、照樣消費、馬照跑、舞照跳？果如此，就是對強權最大的投降，因為我們用日常生活告訴當權者，我們沒有介意活在強權之下。於是，強權也不妨加大水溫，因為既然我們都可以「如常」了。

(2014年2月28日 post facebook)

有人話見到中產律師對劉進圖事件無動於衷，覺得讀書沒有用，知識也改變不了人。為了這些冷漠的人冒險去搞社運、跑新聞、寫文章，實在不值；因為到底，香港有今日都拜他們長期冷漠所致。其中有一種強烈的個人主義，they brought it to themselves，因為他們已經讀了書，有了知識，卻選擇了冷漠。面對這群人，有識之士應該理性點，早走早著。

我有興趣的是，知識能改變人嗎？讀書究竟是令人冷漠還是關心社會？這個問題在另一個場合出現過，卻是有關大陸的精英。朋友說對大陸很失望，因為他認識很多北大清華的學生，關心的只是個人事業的發展、日常生活的享樂，對國家社會完全沒有想法。真的去問，就會得到「我們現在很幸福」的回答。這也讓他對知識、精英大失所望，尤其是與民國時期的中國大學生相比。意思是，這些人縱然讀了書，卻依然是如此不堪。

但我的想法剛好相反，正因為他們讀了書，所以才如此不堪。知識是可以改變人的，只是不知是不是你想要的方向。讀書、知識不是中立的，也不必然是傾向自由、平等這些價值。更多時候，知識是一種爭取或保持政治經濟利益的工具（生產工具、資料）。中產律師的法律知識，令他們可以佔有一個穩固的位置，在經濟上充裕、在社會上有保障。他們的知識正好是他們保持政治冷感的基礎，因為他們很少受經濟環境影響生活、也很少機會受到國家機器的直接壓迫；再退一步，在香港變成地獄鬼國之前，他們可以移民，到歐美繼續享受他們冷漠而愉快的生活。

哲學、尤其是道德討論，很容易把責任怪在個人身上：這些讀了書的人，就是香港淪落的原因。但社會學提醒我們這件事：一個或幾個人行為相似時，是個別例子；當整個階級整個社會都行為相同時，那就不是個人而是社會的作用。由當權者推行的讀書、教育，本來就是一項社會工程，要將難以馴服的眾人，變成有生產力又聽話的民眾。理論上知識越多、能力越大。所以在裝備民眾以知識的同時，也要確保他們的溫馴，最好莫不如令他們冷漠。知識是以這種方式在現代社會流播的：越是冷漠溫馴的越可以得到知識／力量。這些人也樂意不問世事，馬照跑、舞照跳。那麼凡是律師都冷漠嗎？當然不是，但不冷漠的只是少數。敢於為社會整體，而不是個別階級去思考和行動的就更少。到了這個地步，體制也不介意他們的存在，反而有點粉飾太平的效果。

但我絕不是要反對讀書或知識，因為在現代社會，知識就是力量。沒有知識（生產資料、工具）是沒有辦法改變社會的。我們要注意的是，面對著一個冷漠的中產，你不是面對著一個冷漠的個人，而是生產冷漠中產階級的體制。很大機會，你也是這個體制的產物。（畢竟當厭惡冷漠中產的你放棄香港時，很大機會在歐美再遇這些移民來的冷漠同胞，你將會發覺你們的路徑竟是如此相似。）要真正掌握知識的力量，而不是變成強權搵食的工具，去對抗不義，為自由和平等的社會奮鬥，惟如此我們就由中產體制脫出，惟如此方可以有非個人主義的解放。

(2014年4月14日 post facebook)

我冇正式評過一代宗師。不過近日好多人係度講話，齣戲冇完整結構，冇可能係好電影。我真係想講，有呢種想法係比荷里活電影養壞左。唔好講實驗電影，你睇下好多歐洲片，重點都唔係故事。係乜野令我地覺得起承轉合才是王道？

一代宗師未至傳世之作，但也是不可多得。我唔去仔細分析美指，武指，鏡頭呢d野，只講戲味, immersion, 在港產片之間係難得。其實電影，尤其王導，好成功咁做比你睇，劇力，說服力，唔係靠情節鋪排，而係幾個鏡頭，幾句對白就出來。故然你可以質疑，點解張震的戲冇頭冇尾，趙本山講對白時都未知自己講緊乜。但事實係，人生的實在，真諦，唔係依於情理情節，而係一種情境。王導之為大導，因為佢睇穿左呢樣野。(雖然我都認同東邪西毒非導演版做得更好更盡)

不過咁唔代表佢係後現代，相反，睇得多，你就知佢其實好理智(只係唔係情節度)，所以仍然係好寫實。相反，香港後現代電影的代表，根據毛淳宇所言，應該係周星馳。此言是哉！

P.S. 再講武打，一代宗師係好高明，因為打也有戲。港產武打片，打實係緊張刺激，呢個係基本。但係武打中見到角色之間的張力，透於武打裡外，我真係未見過。好啦， 卧虎藏龍有d，英雄都有些少，但都都係高來高去的美感系。但一代宗師真係做到實感系，同時劇力更強。可能我睇得少，但真係未見過lor。其實好多精妙的武 俠小說都有呢一面，用武打呈現劇力。講講下又諗起黃易的大劍師傳奇，結合咸野，武打，情節於一身，真係難望其背。(誤)

(2014年4月14日 post facebook)

王家衛貌似後現代，冇完整結構，電影充斥難以捉摸的蒙太奇，似乎與現實拉開距離，是一種後現代電影。但佢之所以咁紅，除左賣弄玄虛，美拍鏡頭高絕，其實仍然在於佢講緊現代人好多切身的感受。失落，悔恨，無奈，鄉愁，患得患失，仲有最通俗的求不得，愛別離，講真，佢真係跟王晶出身架。呢d觸動人心geh 野，都係好 cliche。所以佢係用突破的手法，拍好老舊的題目。其情感都是很平實的。(恕我大不敬，村上其實都係咁。)

咁香港有冇後現代電影？有，就係周星馳。後現代之厲害係將既有的秩序，包括情感與理性，都推向自身的破裂，指出人只能在無序中渴望秩序。無論理性，情感都不可靠，沒有一致性。世界荒謬到一個地步，講接受與否都係唔恰當，都係戇撚尻。無奈，抉擇，行動，都冇根本性。呢個先係薛弗西斯的悲劇。佢注定係戇尻。

係西遊記最後，周星馳作為孫悟空承擔取西經的使命，唔係一種積極的抉擇，而係世界的無秩序向佢壓落來，根本冇主體回應或自我客體化的空間。就此，係冇辦法講個人與否的。如果個人主義可能，佢仲可以犬儒，但根本冇呢個選項。佢體會到呢個無秩序的世界，係一切的本然。連犬儒呢個最後geh避難所都唔存在。所以孫悟空，與及所有周星馳電影的主角，唔係古典主義下的，與世界對立又成就世界的英雄，而係被趕出犬儒天堂的遊魂。

周星馳的眼神總有幾分空洞，因為佢一早已覺悟人世間的絕望。 無厘頭，唔係一種修詞，而係直面人生實相的處境。咁，就係後現代囉！

(2014年5月9日 post facebook)

Hannah Arendt 講搵食：
//而家無論做乜都好，我地都預左係為搵食架啦。… 而家的勞動理論都係咁架啦。你一認真去做野，人地就當你係搵食，咁你唔係搵食或者勞動，就梗係玩啦。結果呢，所有認真嘅活動，無論有乜野成果，都叫做勞 動。個d維唔到生，又維持唔到社會嘅活動，當然都係玩玩下啦。解放左勞動，唔係令到搵食變得同其他人類活一樣咁正，而係令搵食趕走晒其他活動。如果為揾食 計，同搵食冇關個d，未變晒做為興趣囉。//

我做書店都成日比人問係未為興趣，因為搵唔到食嘛。其實d人有冇諗過除左搵食同興趣，呢個世界仲有第d野架？

//Whatever we do, we are supposed to do for the sake of “making a living" … The same trend to level down all serious activities to the status of making a living is manifest in present-day labor theories, which almost unanimously define labor as the opposite of play. As a result, all serious activities, irrespective of their fruits, are called labor, and every activity which is not necessary either for the life of the individual or for the life process of society is subsumed under playfulness… The emancipation of labor has not resulted in an equality of this activity with the other activities of the vita activa, but in its almost undisputed predominanc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making a living," every activity unconnected with labor becomes a “hobby."//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p. 126-128.

(2014年5月27日 post facebook)

我始終係儒家，覺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天下，唔係中國，係普天之下。天下，亦唔係國家。以一家為一國，係一家一姓的國家，不受君祿，不分君憂，與我無干。天下淪亡，人與人為之相食，即今日之世，就係匹夫匹婦的責任。但問題不在相食的匹夫匹婦。儒家從來唔係個人主義，認為修德係個人之事。天下有道、無道，係有公共性的。

內聖外王，可以係一種精英主義。由少數追求內聖的統治者成就仁治，然後可以行王道於天下，於是一般人都可以過有德的生活。統治者與一般人係兩種人。擺脫精英主義有兩個可能，其一係以為以後冇外王的問題，以後各自修行內聖。但咁樣完全冇左天下的公共性，變成個人主義。其二，係打破內聖外王的分野，承認內聖內王互為關係。亦即係要保留道德的公共性，咁樣先可以理解「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於是內聖與外王合而為一。內聖，一方面係透過自覺發現道德行動的依據；另一方面亦要兼顧自己做好人的條件。外王，一方面係改善所有人，包括自己，做好人的條件；另一方面，就係為本之於內的道德理想貫徹到天下。

(2014年6月5日 post facebook)

夜難眠，竟然因為一篇"請讓我靜靜地悼念六四"。我深深感受到六四傷痛的重量，真的難以承受；但亦慨嘆以傷痛為記憶的迷障。我彷彿一夜間了解了多年來支聯會，民主黨與其支持者的許多。其傷痛之深，性質之複雜，不是三言兩語可以疏理，更不可能就此消解。此文不能擔解鬱的重任，但願以一點不同的角度，稍開討論的空間。

支聯會的六四晚會，是一種具象化(reification)，將一件重大的事件以嚴肅的年度儀式保存下來。看看剛提的文章，與及許多大陸人的自況，都強調學生當年的犧牲。保存的是傷痛的記憶，有負當年理想學生的愧疚和遺憾。英烈，有神聖，我們則是來念記這種神聖的凡人。支聯會，並其同代人，要把這種六四的記憶牢牢守衛。這種具象化，也構成他們的價值與信念，亦著實貫徹到他們面對香港政治的取態。在這一切底下，是最龐大而根本的情感，就是傷痛。這的確不是一個討論會或幾篇文章可以回應的。

所以當有人要改變六四的記憶，將之改變為光芒，勇氣，精彩的時候，他們感到傷痛不被尊重。但更大的不滿，來自對六四死者的不尊重。面對年輕消逝的生命，哪堪再提精彩與光芒？

我不確定以下的說話是開解還是二度傷害，但我也得說。六四的死難者，滿有理想和熱情的學生，他們會願意我們傳承什麼？是在六四凌晨血腥鎮壓的悲憤和傷痛？還是那年春夏之間他們在天安門廣場上所展現的光芒和精彩？這些問題，是新一代的年輕人的問題。是的，他們能這樣問，正正因為他們沒有經歷六四傷痛。但這樣問，也是因為他們在意傳承。如果是不在意的，早留在家，或消費玩樂。如果不想傳承，就早到尖沙咀集合，不會在維園討論。因為多年來的不忘六四，民主教育，他們開始想民主與香港的未來，才有重燃八九的這種可能是輕率的講法。

公共領域的事，的確需要具象化，以歷史，文化的方式一直保存，公共領域才得以成立。我們的理想和價值，才得以在其中有不朽的意義。所以支聯會的年度具象化是重要的，那是為了保存我們的記憶，在公共領域留住八九民運，讓民主烈士永垂不朽。但公共，民主，政治，有另一面，不能因為要記憶和保守而放棄。那就是多元不同的聲音。多元而共存，正是公共的本質。那絕不是指要放棄既有的記憶，而是要豐富記憶，豐富行動的多樣。也不是要憑空想像，而是要從事實回溯。

八九記憶必然是公共，是屬於所有公民。因為當年的學運，正正誕生於關心政治，認同民主，是要把失落的政治生活和公共領域帶回來。這種覺醒，在北京，香港皆然，在全中國皆然。既為公共，就得有公共性的要求。不好意思，我們得探問，以六四屠城為核心，以傷痛為主要記憶是否傳承八九民運的方法。靜靜地悼念可以，但至少也讓我們在悼念後討論靜靜悼念是否可取。而支聯會年年提接好民主棒，也應該是要讓八九民運在「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的前提下，有更豐富多元的情感和回憶。

或許有人問，那你自己去光芒精彩，我自己默默悼念，這不可以嗎？有必要質疑我們真實的傷痛，挑戰支聯會的廿年耕耘嗎？是的，為了忠於民主，忠於公共，相信人民共同的力量，公共的記憶的確是要經歷這種置疑。我認為我們每年要到維園悼念，而不是在家點一支燭光，正因為由八九年開始，我們就守護著全中國僅有合法的公共空間，也是僅有公共地保留八九記憶的空間。傷痛的記憶的確是很個人的，但這正是支聯會沒有辦法接受公共地處理八九民運的原因。因為所有對公共的要求，必然挑動最私密的傷痛。

近日為準備二十五周年的活動，與一班年輕人，本著求知與傳承，向親歷八九民運的香港人探問當時在香港的記憶。回應未必激動，但必然深刻。更統一的是，原來許多講者說，那是他們第一次認真回想八九民運時，他們在香港的情況。有很多人甚至忘了去過什麼遊行。傷痛是很私密的，所以當其進入公共，難免變形，但這也是一種轉化和疏理。而公共化八九記憶，卻絕對是義所當然。可有想過，為了未敢忘記的傳承，一起與頗嫌輕率的年輕人，再次記起？

我可能再次得罪承受當年傷痛的諸君。但我得說，以傷痛為八九民運的主要記憶，實在是對傳承八九民運的阻礙。因為八九年的記憶只能被屠城佔據。但早在六四之前，香港人，以至全國的人，就被學生感動。我們不是因為屠城才堅持到今日，而是因為學生的民主理想。我們應該傳承的不是傷痛，而是他們的光芒，精彩和勇氣。這是廉價和便宜嗎？如果天秤的另一邊是血洗屠城，那誠然是的。但如果天秤的另一邊是天安門展現出中國未來的希望與理想，那我們再光芒勇敢都不嫌多，只怕不夠。

有說這是一種新的詮釋。對的，因為時候到了，當日的理想將要歸來，佔領中環，以至佔領天安門快要出現。 這句是今年滕彪最深刻的話。 我們不可能告別傷痛，但在不久的將來，八九民運的精神，將要以光芒勇氣再臨。

( 此文倉促而成，也的確對傷痛沒有真正的處理。年輕人的浮泛，與見證者的傷痛的確是不對等的。但我絕不希望那停在傷痛者的默默悼念，而是因著傳承民主之義，在不對等中辯證，打開幾代人共同的論述與憶記，寄望快將要來的民主運動。)

(2014年6月14日 post facebook)

寫書介通常看不完整本書，但這本很不錯。簡介會在序言出。這邊多評兩句。

作者想強調國別史的重要性，所以以「中國」為研究對象不應放棄，完全變成區域史，東亞史。他的理由是因為政治史很重要。為何政治史重要？因為東亞沒有一個 共同體，所以國家的角色在中國與東亞都很大。他認為要從中國歷史去找中國民族主義的問題。但為何不是在懸空「中國」作為一個歷史主題去討論呢？其實沒有答 案。尤其是作者也明白道出，以他國為鏡才更對照出本國的歷史。那不是更應該從整個東亞去思考中國的歷史嗎？

另一個問題，是作者嘗試 區分國家和政府。這當然是針對現下中共黨國不分的論述。然而也無形中造成國家作為一個抽象存在的概念。但就民族國家的討論，國家作為國家機器，就一定是政 府及其延伸。沒有脫離國家機器自存的國家。而中國，作為一個民族，有既定邊界和文化內涵，又的確是在宋明兩代民族國家性格特強的時代確立的。所以感覺是作 者對，民族，國家的了解未盡深刻。觀乎他說中國並不單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可知他沒有很明白Anderson的意思。因為他在書中反覆強調中國文化的多樣 和變動，其實正正不斷為「想像的共同體」背書。

最後一點我個人的意見。作者說現下的民族主義走錯了路，因為國學熱，文化熱是漢族中心，其實正在窄化對中國的多樣了解，違背了中國民族文化的多元開發性 格。但事實是，要成為民族國家，就要尋找一種傳統和固定的核心，要去想像一個共同體。民族主義與舊式的天朝帝國主義是不相融的。二戰以後，能從多民族帝國 轉為現代國家的，只有蘇聯和中國，兩國皆為共產國家。如今中國拋棄共產主義，過去的共產原則就要瓦解。中華民族這個近代神話也難以為繼。回到漢文化為中心 的民族建構反是正途。面對西藏新疆蒙古，還是不要扮尊重，各行各路為上。到時反有可能建立良性的民族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