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的終點：從科舉帝制到數位威權，揭露中國式治理制度的宿命

【前言】
 
2022年11月間，在新疆烏魯木齊市發生了一場致命的火災後，上海、北京和其他城市有成百上千名抗議者走上街頭，抗議政府嚴厲的清零措施。人群中的一些人喊出「習近平，下」、「共產黨，下台」這類的口號。僅僅在一個月前，習近平在黨的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全面地鞏固了他的權力，在這個時間點發生這樣的抗議確實是難以置信的。一些西方媒體很快就認為，這次抗議有可能會大大削弱中國共產黨的政權的基礎。
在某些方面確實如此。自1989年以來，中國的抗議活動頻繁發生，但那些事件都是局部、地區層級的事件，而且它們只針對一些特定事情和問題。而這次的抗議活動是全國範圍的且具有明確的反政府基調，這確實是不同尋常的。話雖如此，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抗議只是一場抗議，或者說，至少在我撰寫本文時，它還不能算是一場運動。與1989年的數百萬人群起抗議相比，參加這次抗議的頂多就只有數千人。另外這次抗議的規模和引發抗議的原因好像完全不成比例。清零等於是政府將數億人監禁在家中及方艙醫院，這個措施導致了有人自殺、孕婦流產、火災、饑餓和許多其他不可思議的災難，然而在一個有14億人口的國都，經過了如此的災難以後，最後也只有幾千人走上街頭。這次抗議的意義是它還能夠發生，而不是它能帶來有多大的威脅。形成鮮明的對照的是伊朗：在中國爆發新冠疫情抗議時，伊朗有數百萬人連續數周舉行示威活動，起因是一名婦女死於國家道德員警之手。
之所以這次抗議只是一場針對新冠疫情政策的抗議，而沒有形成一場新冠之春的民運，理由很簡單，就是中國政府太強大了。多年以來，我一直在思索怎麼去解釋為什麼中國政府有如此巨大的權力、如此寬泛的管轄幅度，和有如此程度的行使權力的自由度。當然，這裡有國家暴力和意識形態灌輸的作用，另外中國政府的權力在相當程度也是中國人認同的。在過去的四十年裡，中國經濟的強勁成長和它在消除貧困方面的業績增加了中國政府的所謂的「績效合法性」（performative legitimacy），為政府贏得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和民意。這無疑給中共添加了它的執政持久力和政權的穩定性。
但是絕對還有別的因素在裡面。雖然我上面介紹的思路可能適用於個別、特定的情境，但它們沒有給我們提供一個整體性的解釋框架。績效合法性可以用來解釋改革時代，但我們又如何解釋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難道這些災難沒有產生相當程度的「績效不合法性」嗎？另外我們如何去解釋古代中國帝制的穩定和持久力。
我提出的解釋框架要盡量遵循了兩條基本學術原則。一個是簡約性（parsimony）。如果一個解釋框架能夠「包羅萬象」，就是它有能力解釋或者兼顧到多個和多種我們要研究的現象和問題，那麼我就認為它比別的思維方式更優越。另一個原則是相近性（proximity），也就是說，我要求我們的解釋框架要盡量接近我們要解釋的現象。越接近，越好。
這就是我如何得出EAST模式的第一個組成部分，就是科舉（Examination）。如果你只讓我點出中國與其他文明一個不同之處，我會說是科舉制度。科舉是始於隋朝（西元581－618年）的文官考試。科舉一方面是中國一個非常偉大的發明，是它的一個幸事，但在很多方面也是中國的禍因。我用這個視角來闡釋EAST模式的其他三個組成部分：專制（Autocracy）、穩定（Stability）和科技（Technology）。
科舉深刻地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和歷史的各個時期。它包羅萬象，使眾多的國人為備考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它也是國人的價值觀、行為規範和道德觀念的孵化器，因此奠定了中國人思想基礎，意識形態和認知方法。它是一個旨在增強國家權力和能力的制度。國家直接壟斷了最優秀的人力資本，這樣最優秀的人才就沒有流向社會。國家對人才的控制，剝奪了別人獲得人才的機會。透過對人才的壟斷，國家遏制和壓制了宗教、商業和獨立的知識分子群體。歷史上和今天的中國，都帶有科舉制度的強大印記。
中國這個國家很強大，因為它統治著一個沒有社會的國度。我們所說的社會，是指一個有組織的社會，它擁有自己的身分，是獨立於國家的，是有自治、有組織的存在，更有自己的資源。科舉可能不是唯一的原因，但它是摧毀或先發制人壓制有組織的社會的一個重要原因。沒有獨立的社會就沒有「集體行為」。集體行為是公民社會的一個最基本特徵。
科舉可以說是人類發明中最富有競爭性的一項活動。科舉頌揚極端的個人主義行為，獎勵在小小的考場裡面為了獲取金榜題名孤獨奮鬥，每個人在一個絕對競爭的叢林裡自生自滅。另一方面，科舉嚴厲懲罰合作行為──合作就是作弊，作弊就是合作。用這個視角，你就明白為什麼中國勝出這麼多充滿活力的、精緻個人主義的企業家，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信奉者。用這個視角，你就明白為什麼中國老百姓的抗議是如此的蒼白無力，因為他們的抗議都是個體行為。你看看在上海持續數月的封鎖令，清零抗議首先是在上海發生的，但是規模很小，和上海的人口完全不成比例。上海有2,500萬人口，如果抗議者只占人口的1%，那國家的員警力量再強大，也很難像2022年那樣那麼容易控制住局面。在中國，壓迫和反抗是相輔相成的。壓迫確實很厲害，但是壓迫的厲害也是由於反抗的規模是很有限的。
當然這是一個揣測。可能有人會說我把中國社會構思為一個高度的、極端的、極致的個人主義社會完全是異想天開（難道中國不是一個集體主義國家嗎？）。可能還會有人說我的研究題目過於寬泛。我書中的「EAST」不是一個地理概念，而是我要探討和解釋的四個宏大的課題。另外我又要講歷史，又要解釋當今的中國，這種在歷史和當代之間穿梭的方式也不是學術通行的風範。
學術界通行的方式是集中對一個課題（有的是很小的課題）進行深入的鑽研。我認為透過寫書我們可以去研究和探索更加重大的課題，這在學術期刊上很難做到。學術期刊論文一般非常專業化和技術性，這種學術風格有它的存在理由，但也有一定的缺點，即今日在學術期刊上很難發表大題目的研究。至少在社會科學領域，學術期刊的論文的原創性和其專業化和技術複雜程度一般是成反比的，專業化越強，技術程度越高，課題就窄，原創性就越低，一般來說，由這類研究得出的結論已經是盡人皆知的，而寫書則可以讓我們去做一些大題目。我是否成功了做到了，那要讓讀者來判斷，但這是我寫這本書的初衷。
研究中國完全不缺少大的課題。也許經過新冠疫情，中國政治和社會已經發生了或者將會發生一些潛移默化的變化。中國古代的帝制和當今中國共產黨體制的堅韌性很大程度是因為中國社會是高度原子化的。社會沒有組織，人與人之間沒有共同經歷和橫向交流。但是新冠清零──還有中國經濟的疲軟──改變這個狀況。新冠清零把數億人放在同一種處境裡面，讓他們獲得了相同的感受。經驗上的孤立和區隔消失或者減弱了。中國可能還沒有集體行為，但是已經產生了某種程度的集體感受了，這可能是中國邁出基於極端的個人主義科舉政治文化的第一步。
未來的歷史學家也許會認為我們處在一個轉折點。1978年以後，雖然中國經濟、社會和政治遇到過多重挑戰，但是中國人整體來看都是樂觀的。但今天，中國社會似乎處於一個焦慮和日漸悲觀的情緒之中，如果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它的長期後果會是什麼？我們現在不知道答案，但我們可以提出一些初步的假設和猜想。我在撰寫這本書的時候，有些情勢仍在變化和發展，我可能會做出錯誤的判斷，或者我可能沒有釐清所有事情、事務的發生和發展的精確管道和機制。我只是想拋磚引玉，希望能夠開啟進一步和更多的爭鳴和討論。
 

【推薦序】　解碼中國體制「興衰並存」的歷史演化

宋國誠／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失速中國》作者
 
本書以EAST系統（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Technology）作為中國制度演化的分析框架，解析「中國體制」是依循相同的辯證路徑─興衰並存。從科舉制度（Exams）為始，皇朝選出的是「馴服人奴」而非「創新主體」，從此植入中國超長穩定的文化基因。直至當代，中國的專制體制（Autocracy）也「從未現代過」，而是古代建築的現代翻修。這種「專制穩定性」，是一種深植於歷史與文化骨髓中的「順從結構」，即使在今日的「習治中國」，還是依賴這種順從結構的返古和復辟。黃亞生教授以此解釋「為什麼中國不會崩潰」（Why China Will Not Collapse），以及人民的抗議為什麼總是失敗？
 
有別於「功績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概念，黃亞生教授以「合法性預設」來解釋中國的穩定（Stability）因素：國家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既定事實。然而，這種「中國式穩定」，其實是一種「高壓穩定」，最終導向內部鎮壓與外部擴張。習近平以為高壓就是穩定，無聲就是安全。以為採取高壓統治就可以震懾少數民族（疆、藏、蒙）和異議份子，結果抗議之聲雖然靜默但從未認可。全球對中國種族滅絕與良心鎮壓的指控至今未熄。
 
在科技（Technology）領域，中國的科技發展是為政治服務，而非自由創新所驅動的社會增益。中國對科技的「反人道濫用」：用於維穩和監控，早已臭名昭彰，舉世皆知。依賴於數據造假與科技辨識，中共搭建了結合精神層次的「順從文化」與物質層次的「技術高壓社會」，成為世界文明的怪胎。
 
EAST，猶如一把解碼之鑰，從「科舉文化／奴性人才」、「專制僵化／官僚怠惰」、「高壓穩定／反糾錯、無究責」，再到「技術極權／反人道」，黃亞生教授結論出「崛起與衰退並存」的中國模式，開啟了中國研究「辯證制度主義」的新框架。從古代科舉制度到當代中國，作者回答了為何中國能夠千年續命並有效控制人民的抗議，但也埋下終極潰敗的根源。本書建立了「中國大史觀」，解構了中國體制的續命之道，映照了中國的帝制文化與統治密碼。我在這裡鄭重推薦：不可不讀。

 

【推薦序】　用全新分析框架，看懂「中國模式」衰落之必然

程曉農／美國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負責人、《解構美中冷戰》作者
 
自從上個世紀中葉之後，西方的當代中國研究就一直在分析中共政權的獨特性。而過去三十年當中，中共的所謂「經濟成就」，更是成為許多中國問題研究者判定中共政權將不斷成功的論據，這種說法在台灣也頗為流行。但這種表象而淺薄的中國模式解讀，無法說明中國過去幾年來難以挽救的經濟下滑和內政困境。
黃亞生教授的這本新書別開生面，不去追溯過往林林總總的學界流派，而是創建了一個全新的分析框架，不但有效回答了中共政權「一度得意」之成因，也剖析了這種「得意」，如何伴隨「中國模式」的衰落。當今世界，回憶中國當年繁榮強大的著述業已過時，而探討「中國模式」衰落之必然，才是當下的顯學。
黃亞生的這本書，正是想要知道今後中國走向的政商學各界人士的必讀之作。它的穿透力在於，作者用同一個框架，既說明了中共政權的「崛起」為何短暫，也發掘出這樣的政權「自古以來」的「宿疾」，並且指出它為何必然「復發」。
中共政權的衰落發生在習近平執政時期，黃亞生用個人集權來解讀這場衰落的發生；而在個人集權的背後，則是中國專制模式的內在運行邏輯，即最高掌權者對內外潛在挑戰習慣於壓制，同時把資源集中到自己嚴密掌控的經濟部門。這樣的政治操作，引導著中共當局走上了經濟衰退和中美對抗的道路。中國的內在矛盾重新凸顯出來，已開始讓外部世界關注中共政權的穩定性。
正如黃亞生所言，一個好的制度更擅長於避免問題的產生，並從一開始就防止問題惡化，而中國的制度在減少困難之發生這個部分，卻屢屢失敗。我的理解是，中共政權的衰落，固然是習近平個人集權之後發生的，但這樣的衰落也是中國制度的必然產物。
至於美中關係，中共對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的高度警惕，是其本能的防範意識作祟；但中共的對外軍事擴張，卻是其「進攻」意圖的鮮明證據。黃亞生的書受篇幅所限，沒有提到中共2020年訴諸軍事擴張之「戰略威懾」新策略，美中關係之現狀，正是中共威脅西太平洋區域安全的自然結果。黃亞生指出，專制政權視其統治疆域之「同質化」為理所當然。我們由此可以想像，今天中共急於吞併台灣的謀畫當中，豈會容下一個異質的台灣於臥榻之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