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莎航空在纳粹德国时期扮演了怎样不光彩的角色？

（德国之声中文网）德国最大的航空公司汉莎航空对其近一个世纪的航空历史引以为豪。包括德国空军使用的Ju 52运输机在内的画面在上世纪20、30年代汉莎航空的营销中占据显著位置，暗示着该品牌的“开拓精神”及其在航空史上的地位。

然而，汉莎航空在第三帝国战争机器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大规模的强迫劳动却鲜为人知。事实上，汉莎航空只是众多与纳粹政权合作的公司之一，这些公司都是知名品牌和商业家族，正如记者大卫·德容（David de Jong）所言，他们至今仍“隐身于众目睽睽之下”。

他是2022年出版的《纳粹亿万富翁：德国最富有王朝的黑暗历史》（Nazi Billionaires: The Dark History of Germany's Wealthiest Dynasties）一书的作者。该书揭露，与在纽伦堡审判中受审的纳粹高级政客和军事领导人不同，大多数与希特勒政权合作的商业领袖从未真正受到追究。

书中提到了君特·匡特（Günther Quandt）及其子赫伯特（Herbert Quandt），他们是如今宝马集团的创始人。以及因在纽伦堡审判中被控使用强迫劳动和奴工而被定罪的实业家弗里德里希·弗里克（Friedrich Flick）。1950年提前出狱后，弗里克成为戴姆勒-奔驰的最大股东。

德容告诉德国之声：“西德当局没有任何动力去评判他们的同胞，无论他们犯下的罪行、应承担的责任，还是他们曾经或现在抱有的同情心。‘去纳粹化’在德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只是一个神话。”

德国战败后，焦点迅速转向冷战，即对抗共产主义和苏联。西德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堡垒，德国商人被允许保留其资产，无论这些资产是否合法，或者是否是从犹太人手中抢夺的。

历史学家彼得·海耶斯（Peter Hayes）指出，这种情况并非仅限于德国工业界。他举例说，西德战后首任总理阿登纳曾要求停止去纳粹化程序。阿登纳认为，国家需要经验丰富的公务员和专业人士。他的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初颁布了大赦法，将数十万前纳粹分子重新纳入德国社会，包括行政和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

“他们之所以能逃脱惩罚，是因为这对盟军和德国人自身都有好处，”海耶斯说，“西德人刻意遗忘了这段历史，这对他们来说很有利。这符合他们将纳粹主义划分成不同等级的做法，也就是说，所有坏事都是少数狂热分子干的，我们其他人只是被蒙蔽了，被欺骗了，真正的罪犯是党卫军及其领导层。”

在2025年出版的《利润与迫害：纳粹经济与大屠杀中的德国大企业》（Profits and Persecution: German Big Business in the Nazi Economy and the Holocaust）一书中，海耶斯探讨了知名企业如何参与了当时一些最骇人听闻的暴行，例如法本公司（Farben，二战后解散为巴斯夫和拜耳等公司）供应齐克隆B氰化氢毒气用于杀人，以及加工从纳粹集中营受害者口中拔出的金牙。

“他们不仅知道自己参与了什么，而且还试图从中牟利。”海耶斯说道。

汉莎航空如何成为纳粹重整军备的工具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成立于1926年，当时只有少数精英阶层才能负担得起飞机票。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该公司已举步维艰。德国航空史专家、历史学家卢茨·布德拉斯（Lutz Budrass）认为，纳粹“拯救了汉莎航空”。1933年，戈林任命汉莎航空总裁埃尔哈德·米尔希（Erhard Milch）为国务秘书，该部门后来发展成为帝国航空部。

一战结束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德国被禁止拥有空军。但历史学家布德拉斯指出，由于民用航空仅受到轻微限制，汉莎航空因此成为了纳粹重整军备的工具。1941年以后，汉莎航空在前线后方的飞机修理厂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与其他公司不同，它能够直接招募到被强迫的劳工，其中包括许多从纳粹占领的欧洲各地地区绑架的童工。

二战结束后，盟军宣布汉莎航空公司隶属于德国空军，并于1951年将其解散。1953年以“航空股份公司”（Aktiengesellschaft für Luftverkehrsbedarf）的名义重新成立，并于1954年更名为“汉莎”（Lufthansa），同时获得著名的鹤形标志的使用权。

重建的汉莎航空恢复的不仅是名称和标志：许多原班人马重返管理层，其中包括曾任纳粹党殖民政策办公室经济部门负责人的库尔特·魏格尔特（Kurt Weigelt）。战后，他被列入通缉战犯名单，最终被判处两年监禁并处罚金。但到了1953年，他已是汉莎航空监事会主席，退休后还成为该公司唯一一位名誉董事。

上世纪90年代末，汉莎航空聘请历史学家布德拉斯调查其在纳粹时期使用强迫劳动的情况。该研究于2001年完成，但汉莎航空直到2016年才将其出版，而且仅作为公司精美图文历史的附录。作为回应，布德拉斯不顾汉莎航空的反对，出版了自己700页的著作：《鹰与鹤：汉莎航空史1926-1955》（Adler und Kranich: Die Lufthansa und ihre Geschichte 1926-1955）。

汉莎航空在提交给德国之声的一份声明中声称，它并非1926年成立的那家公司的继承者，并表示“如今汉莎航空的法律基础是在1953年奠定的”。

汉莎航空承认纳粹时期是其历史的一部分，并表示将“利用百年庆典的机会，认真反思其在纳粹时期的责任，并基于历史研究进行深入调查”。

“汉莎航空一直试图利用其悠久的历史受益，但当他们面对纳粹是其历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时，他们总是说，‘不，这与我们无关。’”布德拉斯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在我看来，这始终是汉莎航空的问题所在。”

正义迟迟未至

汉莎航空在第三帝国时期的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再次浮出水面。当年的强迫劳工在美国对德国公司提起的一系列集体诉讼，使这一问题进入了更广泛的公众视野。

德国政府和工业巨头，包括汉莎航空、德迅（Kühne + Nagel）以及大众汽车最终迫于国际压力，于2000年成立了“记忆、责任与未来基金会”（Stiftung EVZ），以提供赔偿。

但由于在纳粹德国及其占领地区的2000多万名前强迫劳工中大多数已经去世，最终只有170万人从基金会获得了经济补偿。

聘请历史学家研究其在第三帝国时期的业务往来，如今几乎已成为德国大型企业的惯例：安联、宝马、欧特家博士（Dr. Oetker）、德意志银行和大众汽车都曾这样做过。

然而，记者德容表示，这些研究成果通常被束之高阁，尘封在公司档案馆里，有些甚至从未公开。

德容认为，德国富豪克劳斯-米歇尔·库恩（Klaus-Michael Kühne）是“拒绝正视”这段黑暗历史的“典型例子”。库恩身价估计达387亿欧元，是全球运输和物流帝国德迅公司的继承人。他同时也是汉莎航空的最大单一股东。

公司由其祖父奥古斯特·库恩（August Kühne）于1890年与商业伙伴共同创立，并由库恩家族和一位犹太合伙人阿道夫·马斯（Adolf Maass）共同经营至1933年。之后，奥古斯特的两个均为纳粹党员的儿子接管了公司。

德迅公司在大屠杀期间几乎垄断了被掠夺的犹太人财产（主要是家具和艺术品）的运输业务，并从中获得了巨额利润。犹太合伙人马斯于1944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杀害。

克劳斯-米歇尔·库恩不愿谈及此事。他在2025年3月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表示：“对我来说，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不会再重提。”

德容说：“我笔下的那些商人，为了保住他们掠夺的资产和公司，拼尽全力，而且往往最终获胜。我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人们所能要求的最低限度，不是金钱赔偿，而是对历史承担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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