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四十多年，中国制造业从全球供应链边缘的低端生产节点，成长为几乎无人忽视的制造力量。不同于“先天强大”，这个过程由一系列明确的政策安排、演进策略和市场竞争动作构成，每一步都有深刻的量化体现。
一、鲶鱼阶段（1980s–2005）：引进外资、市场换技术
阶段目标：带来技术、管理和市场接轨能力，为制造业起步积累基底。
1. 外资引入与法律制度构建
从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面放开外资进入，并逐步建立法律框架，如：
1979 年出台《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1980s–1990s 多次修订允许外资控股、成立独资企业；
FDI 规模增长显著：1997–1998 年，中国常年吸引外资约 450 亿美元左右每年；
2021 年外资流入达到 344 亿美元，比 2020 年增长接近 36%；
截至 2018 年，中国累计吸引 FDI 存量超 2.1 万亿美元；
制造业作为外资重点领域：
据 2022 年统计，大约 30% 的新引进外资直接流向制造业。
这些外资项目不仅带来了资金，更带来：
管理体系
国际采购与物流经验
标准化生产流程
使中国制造业“起步快”成为可能。
二、鲨鱼阶段（2005–2018）：国产替代 + 战略产业政策
阶段目标：从“只会生产”转向“能做中端产品、能竞争”。
1. 政策推动与市场安排
这一阶段，中国并未满足于承担全球订单，而是通过政府主动干预推动国产替代，例如：
利用政府采购、政府补贴支持本地品牌；
定向信贷与产业基金支持中端制造企业；
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国际制造业环境也出现了转向：
WTO 加入后，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占比不断上升；
机电产品占出口总额 约 58.5%；
2. 制造业增长数据
到 2010 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制造国；
2010–2018 年期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重持续上升（从约 20% → 近 30% 以上）；
这个阶段诞生了大批中国品牌和规模企业，例如：
中车（轨交装备）
海尔、格力（家电）
华为、中兴（通讯设备）
这些企业渐渐占据全球中端市场份额。
三、鲸鱼阶段（2018–至今）：规模控制 + 规则与资源武器化
阶段目标：从大规模生产转向全球市场规模主导与产业链控制。
1. 制造规模数据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占比已经非常显著：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 30%，连续全球第一 15 年以上；
按联合国统计司数据，2023 年中国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约 29%；
具体产业表现包括：
90% 以上的全球个人电脑生产由中国制造；
中国生产约35% 的全球服装出口；
中国约 40% 的全球家具产量；
中国船舶建造约占全球 42% 以上；
空调生产约占全球 80% 以上；
这种规模不是偶然，而是政策结合市场形成的体系化成果。
2. 产业升级与全球份额
不仅规模大，中国在若干关键产业的全球市场占有率极高：
产业 全球份额
个人电脑制造 ~90%
消费电子整体 ~70%
空调制造 ~80%
钢铁产量 超过 全球一半
水泥 超过 全球一半
可以说，中国制造已不再简单承接订单，而是在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制成品领域掌控全球供给链。
四、中国制造对全球制造业的深刻影响
1. 发达国家制造业重构
中国巨量供应使全球商品价格下降；
传统制造强国部分产业外移或萎缩；
制造业整合与自动化压力增加。
例如，对发达国家：
美国制造业从 1990s 开始占 GDP 比重持续下降，而中国却快速增长；
2. 价值链再配置
越来越多国家制造业供应链与中国互联互依：
中国承接从原材料到部件到整机生产的整个闭环；
许多国家制造企业成为中国供应商或依赖中国供应链。
五、展望未来：规则与价值链再定义
1. 技术与高端制造
中国正在向更高的技术和复杂制品推进，例如：
新能源汽车：2024 年产量突破 1300 万辆，全球连续多年第一；
新能源、半导体、AI 产业政策导向性很强；
2. 全球制造格局可能转向
未来全球制造不会简单回归“谁有成本优势”，而会围绕：
谁能主导核心技术；
谁能制定关键标准；
谁能控制关键资源（如稀土、锂等）；
谁能将制造规模转化为规则优势（如产业标准和全球供应链网络）。
中国制造业并非凭空崛起，也不仅是“廉价劳动力的胜利”。它是：
一个借助外资和市场开放起步，
通过政策引导和国产替代成长，
最终凭借规模、资源和全球产业链控制成为世界制造第一的过程。
具体数据反映了这一演进的量级：
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约 29–30%，在多个产业中占据高达 70–90% 的产量份额，而这些都来源于阶段性的政策策略和企业竞争实践。
如果说前两个阶段（鲶鱼、鲨鱼）仍属于正常的产业追赶与竞争，那么进入“鲸鱼阶段”后，中国制造出现了一个质变：
不是领先，而是“体量 + 完整度 +集中度”同时到达临界点。
从这一刻起，中国制造开始直接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安全、产业主权乃至国家安全判断。
一、“一家独大”的量级事实：不是领先，而是断层
1. 全球制造业总量的断层式差距
以制造业增加值计算（约 2023–2024 年）：
国家 全球制造业占比
中国 29–31%
美国 15–16%
日本 6–7%
德国 5–6%
韩国 ~3%
其余国家合计
中国一国 ≈ 美 + 日 + 德 + 韩 总和
历史上从未有任何国家，在和平时期取得如此占比。
2. “全产业覆盖”的唯一国家
按照联合国产业分类（ISIC）：
中国是全球唯一覆盖全部工业大类、全部中类、几乎全部小类的国家
其他国家无一例外存在“结构性空洞”
这意味着：
别国可以“卡点”
中国可以“绕点”
供应链博弈从一开始就不对称
二、对国家安全高度敏感的“关键产业集中度”
以下产业的特征是：
高度集中 + 难以短期替代 + 与国防/能源/社会运行直接相关
1. 稀土与关键战略材料（国家安全级）
项目 中国占比
稀土开采 ~60%
稀土分离加工 85–90%
重稀土（军工关键） >95%
影响：
导弹制导
雷达
战斗机发动机
永磁电机
高端电子设备
这不是“资源优势”，而是“工业咽喉控制”。
2. 新能源产业链（能源安全 + 工业安全）
光伏全产业链
环节 中国占比
多晶硅 >80%
硅片 >95%
电池片 >85%
组件 >75%
全球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没有中国的情况下重建完整光伏产业链。
锂电池产业链
环节 中国占比
正极材料 ~80%
负极材料 ~90%
电解液 ~75%
电池制造 ~70%
动力电池 ~65%
这直接关系到：
电动车
储能
军用电源
电网稳定
3. 船舶与海运（地缘经济命脉）
项目 中国占比
新船订单 55–60%
在手订单 ~50%
全球前三船厂 中国占 2–3 家
全球贸易 90% 以上依赖海运，而船舶制造与维修能力的集中，已被多国视为潜在战略风险。
4. 工业中间品与“隐形卡脖子”
很多并非“高科技”，但无法替代：
产品 中国占比
工业电机 ~70%
工业泵、阀 ~60%
化工中间体（部分） >70%
医药原料（API） ~40–60%
工业模具 ~45%
疫情期间，各国才意识到：
“真正的脆弱点，不在芯片，而在这些不起眼的中间品。”
三、中国制造的“安全外溢效应”
1. 经济安全：去依赖 ≠ 可替代
建厂 ≠ 形成产业链
补贴 ≠ 形成成本曲线
技术 ≠ 工程化能力
因此各国发现：供应链“去中国化”的成本远高于想象
2. 产业主权：政策空间被压缩
当某一产业：
价格由中国决定
产能由中国调节
技术路径由中国主导
那么其他国家即便保留产业，也丧失了政策主动权。
3. 国家安全：从“武器”到“体系”
中国制造的影响并非“禁运即失效”，而是：
延迟
涨价
不确定性
系统性摩擦
现代国家安全最忌讳的，正是这种“长期不可控变量”。
四、为什么这不是历史重演
与英国、美国、日本不同：
过去的工业强国没有掌控全球产业链完整度
也没有同时控制能源转型关键路径
更没有在全球化最深阶段形成这种集中度
中国制造的特殊性在于：它诞生于全球化最深、技术最复杂、供应链最精细的时代。
五、未来趋势：鲸鱼的极限与反作用力
1. 外部反制会持续，但效果有限
产业补贴
关税
技术封锁
友岸外包
能“减速”，但很难“逆转”。
2. 真正的风险在中国内部
产能过剩
利润率塌陷
内卷
地方债务
人口与工程师结构变化
鲸鱼最怕的不是对手，而是自身代谢失衡。
结语
中国制造现在已经形成“黑洞”效应，基本上可以全方位打击全球任何一个非资源出口型的国家，让发达国家的高端制造无法竞争，中等发达国家的中端制造没有竞争力，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低端制造，也竞争不过中国的AI加持的半自动化的制造体系，如果不是因为其它的因素（比如美国的对华高关税），相当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几乎无法工业化，而全球工业化的扩散就会停止在中国制造的大墙前面，中国制造，全球消费将成为一个现实，未来全球人民通过交换自己仅有的一点自然资源和部分农产品給中国，换取中国的产品将彻底消灭大部分的非中国制造产业，相关的供应链和产业群体。
这个就是马克龙的那句话，“中国正在消灭买家的消费力”，中国不可能指望全世界各国通过负债来购买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的产品，这种畸形的结构既不合理，也不可持续，但是却是可能的现实。
几乎可以说，如果中国想要卡全世界脖子，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过的，这种的确是全世界的风险，而不是某个国家的风险
过去很多人相信或者迷信的那种中国制造是全球化的结果，是产业竞争的正常结果的说法，基本上是没有大的问题的
但是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中国政府对于中国制造武器化是否有兴趣，从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动作来看，“中国制造武器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对应的全球各国（包括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可避免的要考虑自己对于“中国制造”依赖后的国家安全，这个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现实
中国制造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经济成功故事”，而是一个正在重塑全球安全、产业和政治判断的系统性变量。
从鲶鱼到鲨鱼，是竞争；
从鲨鱼到鲸鱼，是秩序改变。
今天各国真正面对的问题不是：
“要不要依赖中国制造？”
而是：
“在无法不依赖的现实下，如何重新定义自身的安全与位置？”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可以从中国政府的政策中学习到应对的办法，我会在下一篇中详细分析和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