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老友方琳一家
徐家祯
三
（接上文） “说时迟，那时快”，眼睛一眨，“文革”已经结束，到了“改革开放”的 年代。大概是 1978 年末或者 1979 年初吧，我好像已经在申请护照，准备 到美国去自费留学了。那时，学校已经一切恢复正常，我在静安区建东中 学担任提高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要帮学生们准备高考，正是忙得焦头 烂额、晕头转向。我们家“文革”中抄家抄去的财物已经“作价”发还，但房 子却还未归还。我们一家三口(我小弟弟已经结婚，住到他太太家去了) 还是挤在江苏路安定坊 16 号堆满东西的朝北后间。
那时，方琳告诉我:他们的大儿子小鼎就要中学毕业考大学了。小 鼎的学习很好，就是语文成绩不很理想，她问我能不能帮小鼎辅导一下语 文，特别教教他怎么写作文。我当然一口答应。
白天我们大家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没有时间补课，于是方琳 就建议晚上补习。当然，她不好意思要我白天上了一天班，晚上再去他们 家，于是就说好由方琳带了小鼎吃过晚饭来我家。
前文已经说过，我家被“扫地出门”后居住条件有多么狼狈。吃了晚 饭，为了让两位客人坐得舒服一些，我父母就只能一吃完晚饭就提前上床。 我父亲一向有早睡的习惯，但我母亲平时并不早睡，也只能与我父亲一同 上床了。当然他们并不睡觉，因为这是对客人非常不礼貌的事，于是就上 床坐在被窝里等待客人的来到。
以前只有我去方琳家，却从来没有邀请过方琳他们来我家。他们第 一次来虽然看到了我们家的狼狈状，但并不惊讶，因为经过这场“文革”， 上海有多少大户人家的居住状况跟我们一样狼狈了呀，有的甚至更加糟糕 呢!
补课时，我与小鼎坐在屋里唯一的那张旧书桌旁:我坐在那张我一 惯坐的破藤椅上，小鼎就坐在一张木方凳上。方琳也坐在另一张木板凳上， 我给王鼎补课的时候，她就跟我坐在床上的父母聊家常。
前文已经说过，我家被“扫地出门”后居住条件有多么狼狈。吃了晚 饭，为了让两位客人坐得舒服一些，我父母就只能一吃完晚饭就提前上床。 我父亲一向有早睡的习惯，但我母亲平时并不早睡，也只能与我父亲一同 上床了。当然他们并不睡觉，因为这是对客人非常不礼貌的事，于是就上 床坐在被窝里等待客人的来到。
以前只有我去方琳家，却从来没有邀请过方琳他们来我家。他们第 一次来虽然看到了我们家的狼狈状，但并不惊讶，因为经过这场“文革”， 上海有多少大户人家的居住状况跟我们一样狼狈了呀，有的甚至更加糟糕 呢!
补课时，我与小鼎坐在屋里唯一的那张旧书桌旁:我坐在那张我一 惯坐的破藤椅上，小鼎就坐在一张木方凳上。方琳也坐在另一张木板凳上， 我给王鼎补课的时候，她就跟我坐在床上的父母聊家常。
他们第一次来，我让小鼎把他平时所做的作文带来给我看。小鼎写 作的基本功其实还不错，用词造句都没有大问题。他作文的主要问题跟大 多数学生的问题一样，就是内容干巴，无法把素材化解开来，有时还有审 题的问题。于是我就给他讲解了一些作文的概要，还出了几个题目，让他 自己选择一个，下周来看我的时候把他写好的作文带来给我批改。就这样， 小鼎每周一次，由他母亲方琳陪伴，晚上来我家补习语文。
方琳的家庭背景与我父母相似，虽然他们的故乡不同:我父母是江 浙人，方琳是福建人，但是方琳的祖父是书法家，当然她与我作诗填词的 父亲有很多话可说。每次来，我在给小鼎补课，方琳和我父母也话题不断， 一谈就可以谈一两小时。谈着谈着，方琳知道我父亲是写古典诗词的，还 做过法官，就说她的姑丈是陈兼与先生，可以介绍给父亲认识。
陈兼与的原名叫陈声聪(1897-1987)，字兼与，号荷堂、壶因。福建 人，古典诗词家、书法家、画家。他曾通过国民政府的文官考试，被分配 到财政部赋税司担任主事。后来又历任财政部的佥事、多个省、市政府的 秘书、参事，上海直接税局代理局长、福建直接税局局长和中央信托顾问 等职。49 年后，陈兼与先生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中华韵文学会理事长和中 华诗词学会顾问等职。陈兼与先生一生的最大成就却是古典诗词创作和书 法、绘画。他的诗词被称为是福建诗派的领军人物。他的著作有《兼于阁 诗》、《兼于阁诗话》、《荷堂诗话》等。他的太太是福建同乡人方慧，原来 就是方琳的姑母，于是陈兼与先生就成了方琳的姑丈。
陈兼与的原名叫陈声聪(1897-1987)，字兼与，号荷堂、壶因。福建 人，古典诗词家、书法家、画家。他曾通过国民政府的文官考试，被分配 到财政部赋税司担任主事。后来又历任财政部的佥事、多个省、市政府的 秘书、参事，上海直接税局代理局长、福建直接税局局长和中央信托顾问 等职。49 年后，陈兼与先生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中华韵文学会理事长和中 华诗词学会顾问等职。陈兼与先生一生的最大成就却是古典诗词创作和书 法、绘画。他的诗词被称为是福建诗派的领军人物。他的著作有《兼于阁 诗》、《兼于阁诗话》、《荷堂诗话》等。他的太太是福建同乡人方慧，原来 就是方琳的姑母，于是陈兼与先生就成了方琳的姑丈。
我父亲当然早就听见过陈兼与的大名，也读过陈先生的诗词，但是， 那时他们却并不认识。于是方琳就说，她可以为我父亲作介绍。方琳把陈 兼与老先生的地址告诉我父亲，让他先写信给陈兼与先生。陈老先生给我 父亲的回信说，他不但知道我父亲的诗词而且与我父亲的忘年之交、杭州 的徐行恭先生(1893-1988，号曙岑、顒若、竹间，别号玄发老人)也是朋 友。徐行恭是浙派诗词的领军人物，以前当过国民政府财政部司长，后来 做过浙江兴业银行的行长，而我父亲三十年代二十出头时曾担任过浙江兴 业银行的练习生，那时徐先生就非常赏识我父亲的才华，于是他们就成了 忘年之交，一直保持诗词来往，直到徐行恭先生九十多岁去世。“改革开 放”之后，上海文史馆又开始活动，徐行恭就作为介绍人介绍我父亲进了 文史馆，于是我父亲就与陈兼与先生成了同事，一直到陈先生八十多岁去 世。
陈兼与和徐行恭都比我父亲长一辈，所以我父亲就一直对他们二位 非常尊敬。七十年代后期，社会又开放起来，陈兼与在茂名南路的家里经 常有上海滩上一班吟诗填词、写字作画的文人们去聚会，据说是每星期五 有聚会，于是后来有人就称这些人的活动为“茂名小沙龙”。我父亲因为 65 年年底中风过，左手左脚行动不便，所以一般不参加他们的沙龙活动。记 得我出国前，曾陪同父亲去茂名南路陈家拜访过陈兼与先生，不知道这次 是不是父亲与陈兼与先生仅有的一次会面。平时，我父亲都是与陈先生用 诗词、信札的方式往来，有时一星期要交换好几封信。我知道，那时常去 “茂南小沙龙”的有周退密、陈九思、包谦六、苏渊雷、钱定一、陈琴趣、胡邦彦、王小廔 、王退斋等人。苏局仙当时已经近百岁了，可能跟我父亲 与远在杭州的徐行恭先生一样，都是只用书信与他们来往。
我父亲虽然不参加沙龙活动，但他与“沙龙”成员之间的诗词来往却 十分频繁，陈兼与先生对我父亲非常欣赏。他在他的著作和信件中多次称 赞我父亲的诗词，说他的诗词:
“有方回之秾丽，无蒲江之妍雅，长调尤近草窗。灵珠在握，随意取 与，皆成妙制。”
“徐定戡清才敏给，记诵浩博，诗词唱和，尝叠韵不已，余与九思皆 甚畏之。”
“乙丑元旦漫笔，实七十自寿诗。洒然盎然，达观通识，语隽情真。 唯有赞叹，无可挑剔。” (见陈声聪:《荷堂诗话》、《兼与阁杂著》等著作)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直到我父亲去世，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我 父亲的诗名远扬海内外，其功劳不能不归之于方琳给陈兼与先生的推介。
方琳带小鼎来补了十多次课，就不来了，因为小鼎已基本上掌握了 写作文的一般技巧，而我，也快要出国去美留学了，于是我与方琳的交往 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未完待续）
“有方回之秾丽，无蒲江之妍雅，长调尤近草窗。灵珠在握，随意取 与，皆成妙制。”
“徐定戡清才敏给，记诵浩博，诗词唱和，尝叠韵不已，余与九思皆 甚畏之。”
“乙丑元旦漫笔，实七十自寿诗。洒然盎然，达观通识，语隽情真。 唯有赞叹，无可挑剔。” (见陈声聪:《荷堂诗话》、《兼与阁杂著》等著作)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直到我父亲去世，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我 父亲的诗名远扬海内外，其功劳不能不归之于方琳给陈兼与先生的推介。
方琳带小鼎来补了十多次课，就不来了，因为小鼎已基本上掌握了 写作文的一般技巧，而我，也快要出国去美留学了，于是我与方琳的交往 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