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这个地名很奇特，从我懂事起，它是一个诅咒，是一个恶魔，每当大人们谈起它的时候，那神情总是小心翼翼，慌里慌张，怕犯了天条，避之唯恐。后来谈＂台＂色变困挠我好多年，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才知道我有一个亲人住在那边，他就是我的外公，至于他为什么不跟我们住，偏要住在那个恶魔般的地方，却不甚了了。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才知道这场悲剧的始末，这不是我家的一件小事，而是整个民族的灾难，从那时起台湾对于我来讲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出国后，台湾在我心目中变得更加清晰和亲切，特别是台湾在民主化进程以来的一系列变化。
1991年有一位远亲来大陆探亲，带来了外公的消息——一张台湾《中央日报》第四版的讣闻，这个消息给我家并没有带来多少悲痛，更多的是松了一口气，戴在我家几十年的紧箍咒总算可以拿掉了。这则讣闻是外公的治丧委员会发的（治丧委员会主任是台湾电信总局局长钱其琛先生），讣闻中详细交代了外公去逝的时间、地点、设奠公祭和大殓。从外公随国民党中央党部撤离大陆到我们获悉他去世的消息，中间相隔42年。外婆也在同年仙逝，家里人一直瞒着她外公早已不在人间的秘密。外公离开大陆时，外婆才44岁。外婆望眼欲穿地等了他42年，最后还是一场空，反而外婆的仙逝让我们全家悲痛欲绝。后来我们拿到一笔政府的抚恤金，这笔钱算是对外公服务国家的嘉奖。
悠悠岁月，一杯黄土，生不能骨肉团聚，死不能安息故土，这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不幸，更是一个民族的伤痛，一个时代的悲剧。
后来当我们得知外公安葬在＂阳明山第一公墓＂，家里人陆陆续续地从大陆、美国、加拿大．澳州前去祭拜，我算是最新一个家庭成员，去阳明山慎终追远，追忆外公。
我们是12月31日（星期四）中午从上海抵达台北的。那天台北市寒风瑟瑟，阴雨绵绵，从网上得知这种天气一直持续到星期五晚上，所以我们去阳明山祭拜外公的行程，只能安排在星期六的上午。
星期六早上，台北市阳光明丽，一扫前几天阴雨连绵的天气，路上的行人、汽车、建筑物都披上一层亮丽的外衣，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迎风飘扬，这一刻让我觉得台北很美，一种从里到外不张扬的美丽。
我们在酒店门口叫了一辆Uber，从我们住的美仑商旅到阳明山大约需要40分钟的车程。没过多久，便看到一辆白色的特斯拉电动车向我们驰来，开车的是一位中年男子，戴着口罩，不过口罩却拉在了下巴颏。坐上车，大家难免聊上几句，聊过了天气，自然说到我们此行的目的。他知道我们去阳明山，却不知道我们去那里干什么？我们就把此行要办的事情告诉了他。从他口中得知阳明山葬着许多国民政府迁台的政商名流，当中以于佑任、孙科、阎锡山最为知名，还有连战的母亲赵兰坤、而所有这些人里面要数琼瑶最为我们熟知，她和丈夫平鑫涛也长眠在这座公墓里。当然名人的墓地跟我们毫无关系，我们来这里是带着缅怀和追思先人，是一趟浓情化不开的祭奠之旅。
台北的司机热情周到，接下来他又建议我们祭拜完之后，可以去阳明山的观光景点走走，像是以擎天岗为代表的草场，那是一大片开阔的草原，放牧着牛羊，身在其中，犹如置身于新西兰的田园风光。这位司机老弟还时不时地介绍沿途的风光，不过大部分地区的建筑都较为雷同，我只有对＂圆山大饭店＂印象深刻，这座饭店建造在台北盆地的高处，建筑釆用相当多的龙形图案，看上去雄伟壮观，美轮美奂。过了士林区，我们便来到了北投区，这里的风光别树一帜，多了一些自然气息、温泉资源，沿途的建筑也更加新颖多样。
其实北投就是阳明山的山麓，没过多久，我们的车子便在密密层层的绿色中穿行，绿意把我的心情也引得欢畅了起来。这时，道路左侧的一块路标引起我的注意，上面写着＂阳明山国家公园＂七个大字，接着就是盘旋而上的山路，山路是双车道，略显狭窄，路的两旁绿树成荫，偶尔能看到戴着遮阳帽，手拿登山杖的徒步者。汽车又开了10来分钟，前面出现一个岔道口，左边竖着一个高大的陵墓牌坊，上面的横额上镌刻着＂阳明山第一公墓＂。这时我才第一次意识到我离我心目中的外公是如此的近，近到我有点畏怯。这是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心情。
外公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很难用几句话来概括，他有无比高大的一面，他青年时代曾就读于南京的中央政治学校（校长蒋中正）——被称为国民党的中央党校，早年当过学校校长，从事过新闻工作，后来一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是一个铁杆的国民党党员。抗战胜利后被委以重任。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他也随政府迁往台湾，此时上海战事正吃紧，一切都来得太突然，我们家里的大人小孩都被困在了上海，如此严峻的形势，靠我外婆带着家里二十多口人如何去逃命？只能身陷囹圄，听天由命，坐以待毙。外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却阴差阳错走上了仕途，一条有去无回之路。当然，外公在我心里也有不堪的一面，一想到外婆这几十年来所遭受的痛苦磨难，外公的形象就一落千丈，让我心绪难平的是，一个家庭的主心骨怎么能这么狠心把一大家子留在大陆，让这些老弱妇孺仓皇无措，苦苦挣扎，自身自灭。我从小由外婆带大，她经常讲外公的故事给我听，说到最后外婆总是以泪洗面，这样的日子很多，很平常，是我生活的一部分。长大成人之后，我的世界一下子变得开阔明亮起来，读了很多书，知道了许多真相，也开始懂得释怀，不过放下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它陪我走过一段漫长的人生岁月。
汽车终于在一幢墓园的塔楼前停了下来，此时此刻，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三脚二步地走进公墓管理处的大门。
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干净整洁。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我们先把来意说了一遍，然后告诉她我们要找寻的墓地位置。她热情地拿出一张墓园的分布图，极为耐心地告诉我们行走线路，怕我们不懂，还用笔在上面作标记。我们谢过她之后，走出管理处的塔楼，按照她的指引拾级而下，来到一个停车场，穿过停车场，蓦见一快标识指向我们要去的区域，这时我才放心下来，开始注意起周围的一切。雨过天晴的阳光特别清丽，洒满这里的山山水水，整个墓园建在阳明山的山坡上，芳草茵茵，林木葱郁，石板铺成的台阶又宽又大，下一个台阶，左右两边都是各式各样的墓地，墓碑有的平铺在地上，有的则是竖立着，还有超大的豪华墓穴。这里永远是绿茸茸的，定期有人清扫和维护。举目远眺，湛蓝的天空，悠悠的白云，一层层的树，一层层的山，低头俯视则是台北一隅，高楼林立，生机勃勃，外公就是在这里长眠千古。
我们一个个台阶拾级而下，生怕错过了外公的墓地，＂找到了，终于找到了！＂听到妻的叫喊声，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我们循着左手边的一长排甬道往前，终于认出外公的那块长眠之地。这是一块10平米左右的墓地，朴素大气，带着岁月留下的痕迹。墓埕铺着红白相嵌的地砖，一个多甲子过去了，颜色依旧鲜艳如初，地上打扫的也干净，地砖有的地方开裂了，但整体完好无损。墓地中央靠后的位置是墓穴，里面安放着外公的骨灰，墓穴上覆盖着一大一小二块石板拜台，拜台之间有一只小花瓶，供来人凭吊之用——我们把一束鲜花插在里面，灌满清水，以表达敬意和寄托哀思。墓地的尽头竖立一块墓碑，墓碑的后面是护墙，碑文的字体雄健有力，金光灿灿（几年前表弟专门请人涂的金粉），墓碑旁有一棵松树，它象征着不畏严寒，四季常青的君子风范。
我们在庄严肃穆中祭奠了外公，一个从未谋面却对我影响深远的亲人。台湾作家龙英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有这样一段文字，＂正是他们，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我正是从这些＂失败＂中，不断修正自己的信念，才没有掉进失败的漩涡，追光逐亮，勤勉朴实，过一种坦荡而又充实的人生。
我在墓地徘徊许久，思绪万千，对这些长眠在阳明山的‘失败’者心生敬意。他们虽然是内战烽火中的倖存者，可是他们却付出了一生最惨痛的代价，孤魂从没得到片刻安宁，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又是一个受难者，一生动荡，颠沛流离。我们有什么理由再去苛责他们呢，只能设法去理解他们内心隐忍不言的伤痛，在时代的滔天洪流面前，卑微的他们又能做什么呢？换成我们未必有他们那份执着的信念和勇气。
（外公手书）
外公曾在台湾出版过一本诗集，其中有一首《秋夜望月》的五言绝句是这样写的，＂时逢秋则肃，人见月思圆。万里清阴共，伊谁独未眠。＂这首诗让我对一介儒生，二袖清风的外公有了更多的理解。在追求理想，献身主义与血缘至亲，家庭幸福之间，他只有一种选择，在他眼里苟利国家永远高于个人的荣华富贵，忠孝从来都难两全，读书人走上报效国家这条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当中充满着荆棘坎坷，尤其身处乱世，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家破人亡。
这让我想起于佑任老先生（他比外公晚一年仙逝，两人都长眠于阳明山上），他也曾写过这样的诗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天之上，国之殇。＂＂白头夫妻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字字句句都饱含深情，那是一种对故乡的热爱和眷恋，对发妻无尽的思念之情，读来令人怆然泪下，痛彻心扉。
人的肉体的受难往往都是些短痛，而精神上的磨难却是长痛，而长痛才是真正而又持久的悲痛，骨肉之情，故土之思，桼离之悲，每一样都能让人痛断肝肠，而他们却????受三重的苦难，就像掉进黑暗狭仄的深井，更像是遭受凌迟的酷刑。一条海峡，二眼望穿，困囿其中，日夜煎熬，白昼，黑夜，梦里，醒来，秋风，月夜，大海之滨，高山之巅，他们无时无刻都在思念隔海的家人，找寻回家的归途，直到安息在这片青山绿水之中。
亲爱的外公，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