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年迷茫
9、绝食结束
还没有来得及写下“最后的日记”,突然听见绝食指挥部的广播里传来：“今天是绝食斗争的第八天”。那已经是5月23日傍晚了，我一动不动地躺着,迷迷糊糊之中觉得有一个人在我身边停住并蹲了下来，喊着我的名字。睁眼看时，是我认识的医学院红色造反团的头头臧英美。我说：“臧英美大哥，你怎么来了？”他说：“你准备一下，一会儿救护车来的时候，要抬你出去。”我说：“我不走，我没事，还能坚持，你们先救别人吧。”他坚决地说：“我不是和你商量来了，你今晚必须出去，你妈妈已经在学院里等了两个晚上了，现在还在学院的收发室里等着呢，如果她再看不到你，真要急疯了。”我还是强打精神的说：“你们还是先救更重的人吧，我还能挺好几天呢。”臧英美大哥果断地说：“一会救护车就到，来抬你的时候，你不许乱动，不要说话。”我知道不走是不行了，就说：“那我有一个条件，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走。”他说：“你说吧，什么条件？”我说：“你看清楚，挨着我的人叫李慧洁，必须先把她抬走，我才走，如果你们不答应，我决不走。”他说：“我答应你,只能是她一个，不许再提别的条件了。”我安静地躺了一会儿，救护车来了，臧英美大哥指挥着担架先抬走了已经无力说话的慧洁，再来抬我，我俩就这样离开了绝食现场。
车到了医学院，我没有看见妈妈，就被送到了教学楼里一个大实验室的小套间，被安置在一个实验台上，实验室已经住进了十几个人。在我们住的套间我遇见了一个本校的高中男同学杜广权，还有一个一高中的女生，叫周美芬。在一起住了几天后，我知道了周美芬家是五十年代从上海迁过来的，住在纺织厂。我和慧洁没有输葡萄糖液，我们只喝了两天以米汤为主的大米稀粥就回家了。
回到家的我变得异常亢奋，第二天早饭后就去学校，可是刚刚走了二十多米远就两腿发软，摔倒在地上，满头满脸的大汗滴落下来，勉强爬起来，却再也走不动了，靠在树上站了好久，才一点点儿的蹭回家，一下扑倒在床上，这一倒，就是半个多月,衰弱得什么都做不了了。
5月25日，街头的大喇叭里传出了公安局关于取缔三·六通令的决定。为此，“糟字派”欢呼雀跃，庆祝“绝食斗争的伟大胜利”,“好字派”则“与时俱进”，发明了新口号：“定的对，撤的好”, 一切都没有改变。
我参加的绝食斗争结束了，可是我的绝食给家里带来的麻烦却远没有结束。我回到家的当天晚上，没有看见爸爸。妈妈说，爸爸在医院值夜班。第二天，爸爸仍然没有回家，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医院的一个护士长，医学院“好字派”的骨干或者是小头头。她进门后，直奔我的房间，对躺在床上的我大吼大叫：“你为什么要参加绝食？你受了蒙蔽，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还逼走了你爸爸。他竟然请了七天假，他到哪儿去了？”我有些发懵：爸爸请假了？那为什么没在家，爸爸去哪里了？我顾不得害怕，坐起身来，对她大声说：“是你们逼走了爸爸，是你们。”我站起身来要跟她“理论”，被住在我家的表姐拉住了。看到我这么不思悔改，护士长忿忿地走了。
后来才知道，爸爸因为批给绝食学生葡萄糖，还有“支持”他的女儿参加绝食，被罚款、被批判了（等于抢救绝食学生的葡萄糖用款全部由爸爸支付）。爸爸想不通，请假去了新民。我有些后悔，不该在爸爸到绝食现场找我回家时，对他那么冷酷无情。爸爸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请假出走，而且去了老家新民？那是在奶奶去世十年后爸爸第一次回到新民,也是爸爸几十年的工作经历中唯一的一次请事假。
爸爸回来后变得很憔悴，心事重重，仿佛老了许多，可是爸爸一句都没有说我，只是和往常一样，温和地告诉我，要多吃些饭，增加营养，还给我买了维它命丸。当晚无意中听到了爸爸妈妈的对话才知道爸爸这次去新民，去了县医院，那是他们工作过的地方，还去了小北屯，那是当年爸爸投奔的“解放区”。爸爸见到了他在新民的所有亲朋好友，想找到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答案:当初他开办崇慈医院，去解放区救治伤员，都是为了挽救生命。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所有人的生命是他一辈子不变的信念，可是为什么他连自己女儿的生命都无力挽留。他想起死去的儿子大平，恐惧会又失去一个女儿。
文革中参加在公安局门前的静坐绝食,是我历史中的一页。若干年来，偶尔会有人提起，问过我，为什么绝食？真的不吃饭吗？你怎么那么傻？如果我回答是因为“三.六通令”，那该是多么可笑啊，而且每当我想到在风华正茂的年华曾经饿过七天七夜的时候，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时光，真的会冲淡一切啊。
我从开始写日记的时候起，每本日记的扉页上，都一笔一划的写上这样一段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这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懊悔，也不会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保尔·柯察金的话伴着我少年的全部经历，已经刻在了我的生命中，当我准备在绝食场上一步步走向这个目标的时候，没有恐惧，没有遗憾，心中充满了庄严和神圣。
从那时候到今天，将近五十年的时光过去了，那场以几百名学生的生命为赌注的派性斗争，在人们的眼里不过是一场无聊的闹剧，闹剧中的人物成了真正的小丑，作为参加过这场闹剧的一员，我一直都不想回忆它，也不敢回忆它，它带给我的不是悔恨，也不是羞愧，而是惊讶和震撼：我曾经如此把最宝贵的生命视如草芥，随便抛洒在乱世之中，曾经如此把最荒诞的游戏当做神圣的信仰，随时准备把自己的生命献上祭坛。那不是笑话，它是沉入心底的沉重和悲哀，它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痛。不是因为我的身体里曾经严重丧失了蛋白质和钙，而是我的灵魂中侵入了特异的病毒，并且存在了那么久，那么久。
经过几十年的风霜雨雪，我的日记本已所剩无几，但这本写在绝食场里的日记依然完好无损，我常常在书柜的角落里发现它，虽然被我挪来挪去，却不曾再打开看过，是不敢。现在不得不面对它的时候，还是会让我震惊之余，无言以对。没有什么“激情燃烧的岁月，”更不会有“青春无悔”的豪情，蹦到我脑袋里的只有两个字“洗脑”,就是小时候读“参考消息”时，常在第四版的未端看到“台湾蒋匪诬蔑大陆青少年被‘洗脑’”的报导。我曾经问妈妈，脑袋又不是衣服，怎么能洗？妈妈没有回答我，现在我知道了。
少年迷茫 (9b): 绝食结束
旭子 (2026-01-08 08:14:40) 评论 (1)
第二章 少年迷茫
9、绝食结束
还没有来得及写下“最后的日记”,突然听见绝食指挥部的广播里传来：“今天是绝食斗争的第八天”。那已经是5月23日傍晚了，我一动不动地躺着,迷迷糊糊之中觉得有一个人在我身边停住并蹲了下来，喊着我的名字。睁眼看时，是我认识的医学院红色造反团的头头臧英美。我说：“臧英美大哥，你怎么来了？”他说：“你准备一下，一会儿救护车来的时候，要抬你出去。”我说：“我不走，我没事，还能坚持，你们先救别人吧。”他坚决地说：“我不是和你商量来了，你今晚必须出去，你妈妈已经在学院里等了两个晚上了，现在还在学院的收发室里等着呢，如果她再看不到你，真要急疯了。”我还是强打精神的说：“你们还是先救更重的人吧，我还能挺好几天呢。”臧英美大哥果断地说：“一会救护车就到，来抬你的时候，你不许乱动，不要说话。”我知道不走是不行了，就说：“那我有一个条件，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走。”他说：“你说吧，什么条件？”我说：“你看清楚，挨着我的人叫李慧洁，必须先把她抬走，我才走，如果你们不答应，我决不走。”他说：“我答应你,只能是她一个，不许再提别的条件了。”我安静地躺了一会儿，救护车来了，臧英美大哥指挥着担架先抬走了已经无力说话的慧洁，再来抬我，我俩就这样离开了绝食现场。
车到了医学院，我没有看见妈妈，就被送到了教学楼里一个大实验室的小套间，被安置在一个实验台上，实验室已经住进了十几个人。在我们住的套间我遇见了一个本校的高中男同学杜广权，还有一个一高中的女生，叫周美芬。在一起住了几天后，我知道了周美芬家是五十年代从上海迁过来的，住在纺织厂。我和慧洁没有输葡萄糖液，我们只喝了两天以米汤为主的大米稀粥就回家了。
回到家的我变得异常亢奋，第二天早饭后就去学校，可是刚刚走了二十多米远就两腿发软，摔倒在地上，满头满脸的大汗滴落下来，勉强爬起来，却再也走不动了，靠在树上站了好久，才一点点儿的蹭回家，一下扑倒在床上，这一倒，就是半个多月,衰弱得什么都做不了了。
5月25日，街头的大喇叭里传出了公安局关于取缔三·六通令的决定。为此，“糟字派”欢呼雀跃，庆祝“绝食斗争的伟大胜利”,“好字派”则“与时俱进”，发明了新口号：“定的对，撤的好”, 一切都没有改变。
我参加的绝食斗争结束了，可是我的绝食给家里带来的麻烦却远没有结束。我回到家的当天晚上，没有看见爸爸。妈妈说，爸爸在医院值夜班。第二天，爸爸仍然没有回家，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医院的一个护士长，医学院“好字派”的骨干或者是小头头。她进门后，直奔我的房间，对躺在床上的我大吼大叫：“你为什么要参加绝食？你受了蒙蔽，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还逼走了你爸爸。他竟然请了七天假，他到哪儿去了？”我有些发懵：爸爸请假了？那为什么没在家，爸爸去哪里了？我顾不得害怕，坐起身来，对她大声说：“是你们逼走了爸爸，是你们。”我站起身来要跟她“理论”，被住在我家的表姐拉住了。看到我这么不思悔改，护士长忿忿地走了。
后来才知道，爸爸因为批给绝食学生葡萄糖，还有“支持”他的女儿参加绝食，被罚款、被批判了（等于抢救绝食学生的葡萄糖用款全部由爸爸支付）。爸爸想不通，请假去了新民。我有些后悔，不该在爸爸到绝食现场找我回家时，对他那么冷酷无情。爸爸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请假出走，而且去了老家新民？那是在奶奶去世十年后爸爸第一次回到新民,也是爸爸几十年的工作经历中唯一的一次请事假。
爸爸回来后变得很憔悴，心事重重，仿佛老了许多，可是爸爸一句都没有说我，只是和往常一样，温和地告诉我，要多吃些饭，增加营养，还给我买了维它命丸。当晚无意中听到了爸爸妈妈的对话才知道爸爸这次去新民，去了县医院，那是他们工作过的地方，还去了小北屯，那是当年爸爸投奔的“解放区”。爸爸见到了他在新民的所有亲朋好友，想找到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答案:当初他开办崇慈医院，去解放区救治伤员，都是为了挽救生命。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所有人的生命是他一辈子不变的信念，可是为什么他连自己女儿的生命都无力挽留。他想起死去的儿子大平，恐惧会又失去一个女儿。
文革中参加在公安局门前的静坐绝食,是我历史中的一页。若干年来，偶尔会有人提起，问过我，为什么绝食？真的不吃饭吗？你怎么那么傻？如果我回答是因为“三.六通令”，那该是多么可笑啊，而且每当我想到在风华正茂的年华曾经饿过七天七夜的时候，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时光，真的会冲淡一切啊。
我从开始写日记的时候起，每本日记的扉页上，都一笔一划的写上这样一段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这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懊悔，也不会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保尔·柯察金的话伴着我少年的全部经历，已经刻在了我的生命中，当我准备在绝食场上一步步走向这个目标的时候，没有恐惧，没有遗憾，心中充满了庄严和神圣。
从那时候到今天，将近五十年的时光过去了，那场以几百名学生的生命为赌注的派性斗争，在人们的眼里不过是一场无聊的闹剧，闹剧中的人物成了真正的小丑，作为参加过这场闹剧的一员，我一直都不想回忆它，也不敢回忆它，它带给我的不是悔恨，也不是羞愧，而是惊讶和震撼：我曾经如此把最宝贵的生命视如草芥，随便抛洒在乱世之中，曾经如此把最荒诞的游戏当做神圣的信仰，随时准备把自己的生命献上祭坛。那不是笑话，它是沉入心底的沉重和悲哀，它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痛。不是因为我的身体里曾经严重丧失了蛋白质和钙，而是我的灵魂中侵入了特异的病毒，并且存在了那么久，那么久。
经过几十年的风霜雨雪，我的日记本已所剩无几，但这本写在绝食场里的日记依然完好无损，我常常在书柜的角落里发现它，虽然被我挪来挪去，却不曾再打开看过，是不敢。现在不得不面对它的时候，还是会让我震惊之余，无言以对。没有什么“激情燃烧的岁月，”更不会有“青春无悔”的豪情，蹦到我脑袋里的只有两个字“洗脑”,就是小时候读“参考消息”时，常在第四版的未端看到“台湾蒋匪诬蔑大陆青少年被‘洗脑’”的报导。我曾经问妈妈，脑袋又不是衣服，怎么能洗？妈妈没有回答我，现在我知道了。
9、绝食结束
还没有来得及写下“最后的日记”,突然听见绝食指挥部的广播里传来：“今天是绝食斗争的第八天”。那已经是5月23日傍晚了，我一动不动地躺着,迷迷糊糊之中觉得有一个人在我身边停住并蹲了下来，喊着我的名字。睁眼看时，是我认识的医学院红色造反团的头头臧英美。我说：“臧英美大哥，你怎么来了？”他说：“你准备一下，一会儿救护车来的时候，要抬你出去。”我说：“我不走，我没事，还能坚持，你们先救别人吧。”他坚决地说：“我不是和你商量来了，你今晚必须出去，你妈妈已经在学院里等了两个晚上了，现在还在学院的收发室里等着呢，如果她再看不到你，真要急疯了。”我还是强打精神的说：“你们还是先救更重的人吧，我还能挺好几天呢。”臧英美大哥果断地说：“一会救护车就到，来抬你的时候，你不许乱动，不要说话。”我知道不走是不行了，就说：“那我有一个条件，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走。”他说：“你说吧，什么条件？”我说：“你看清楚，挨着我的人叫李慧洁，必须先把她抬走，我才走，如果你们不答应，我决不走。”他说：“我答应你,只能是她一个，不许再提别的条件了。”我安静地躺了一会儿，救护车来了，臧英美大哥指挥着担架先抬走了已经无力说话的慧洁，再来抬我，我俩就这样离开了绝食现场。
车到了医学院，我没有看见妈妈，就被送到了教学楼里一个大实验室的小套间，被安置在一个实验台上，实验室已经住进了十几个人。在我们住的套间我遇见了一个本校的高中男同学杜广权，还有一个一高中的女生，叫周美芬。在一起住了几天后，我知道了周美芬家是五十年代从上海迁过来的，住在纺织厂。我和慧洁没有输葡萄糖液，我们只喝了两天以米汤为主的大米稀粥就回家了。
回到家的我变得异常亢奋，第二天早饭后就去学校，可是刚刚走了二十多米远就两腿发软，摔倒在地上，满头满脸的大汗滴落下来，勉强爬起来，却再也走不动了，靠在树上站了好久，才一点点儿的蹭回家，一下扑倒在床上，这一倒，就是半个多月,衰弱得什么都做不了了。
5月25日，街头的大喇叭里传出了公安局关于取缔三·六通令的决定。为此，“糟字派”欢呼雀跃，庆祝“绝食斗争的伟大胜利”,“好字派”则“与时俱进”，发明了新口号：“定的对，撤的好”, 一切都没有改变。
我参加的绝食斗争结束了，可是我的绝食给家里带来的麻烦却远没有结束。我回到家的当天晚上，没有看见爸爸。妈妈说，爸爸在医院值夜班。第二天，爸爸仍然没有回家，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医院的一个护士长，医学院“好字派”的骨干或者是小头头。她进门后，直奔我的房间，对躺在床上的我大吼大叫：“你为什么要参加绝食？你受了蒙蔽，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还逼走了你爸爸。他竟然请了七天假，他到哪儿去了？”我有些发懵：爸爸请假了？那为什么没在家，爸爸去哪里了？我顾不得害怕，坐起身来，对她大声说：“是你们逼走了爸爸，是你们。”我站起身来要跟她“理论”，被住在我家的表姐拉住了。看到我这么不思悔改，护士长忿忿地走了。
后来才知道，爸爸因为批给绝食学生葡萄糖，还有“支持”他的女儿参加绝食，被罚款、被批判了（等于抢救绝食学生的葡萄糖用款全部由爸爸支付）。爸爸想不通，请假去了新民。我有些后悔，不该在爸爸到绝食现场找我回家时，对他那么冷酷无情。爸爸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请假出走，而且去了老家新民？那是在奶奶去世十年后爸爸第一次回到新民,也是爸爸几十年的工作经历中唯一的一次请事假。
爸爸回来后变得很憔悴，心事重重，仿佛老了许多，可是爸爸一句都没有说我，只是和往常一样，温和地告诉我，要多吃些饭，增加营养，还给我买了维它命丸。当晚无意中听到了爸爸妈妈的对话才知道爸爸这次去新民，去了县医院，那是他们工作过的地方，还去了小北屯，那是当年爸爸投奔的“解放区”。爸爸见到了他在新民的所有亲朋好友，想找到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答案:当初他开办崇慈医院，去解放区救治伤员，都是为了挽救生命。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所有人的生命是他一辈子不变的信念，可是为什么他连自己女儿的生命都无力挽留。他想起死去的儿子大平，恐惧会又失去一个女儿。
文革中参加在公安局门前的静坐绝食,是我历史中的一页。若干年来，偶尔会有人提起，问过我，为什么绝食？真的不吃饭吗？你怎么那么傻？如果我回答是因为“三.六通令”，那该是多么可笑啊，而且每当我想到在风华正茂的年华曾经饿过七天七夜的时候，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时光，真的会冲淡一切啊。
我从开始写日记的时候起，每本日记的扉页上，都一笔一划的写上这样一段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这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懊悔，也不会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保尔·柯察金的话伴着我少年的全部经历，已经刻在了我的生命中，当我准备在绝食场上一步步走向这个目标的时候，没有恐惧，没有遗憾，心中充满了庄严和神圣。
从那时候到今天，将近五十年的时光过去了，那场以几百名学生的生命为赌注的派性斗争，在人们的眼里不过是一场无聊的闹剧，闹剧中的人物成了真正的小丑，作为参加过这场闹剧的一员，我一直都不想回忆它，也不敢回忆它，它带给我的不是悔恨，也不是羞愧，而是惊讶和震撼：我曾经如此把最宝贵的生命视如草芥，随便抛洒在乱世之中，曾经如此把最荒诞的游戏当做神圣的信仰，随时准备把自己的生命献上祭坛。那不是笑话，它是沉入心底的沉重和悲哀，它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痛。不是因为我的身体里曾经严重丧失了蛋白质和钙，而是我的灵魂中侵入了特异的病毒，并且存在了那么久，那么久。
经过几十年的风霜雨雪，我的日记本已所剩无几，但这本写在绝食场里的日记依然完好无损，我常常在书柜的角落里发现它，虽然被我挪来挪去，却不曾再打开看过，是不敢。现在不得不面对它的时候，还是会让我震惊之余，无言以对。没有什么“激情燃烧的岁月，”更不会有“青春无悔”的豪情，蹦到我脑袋里的只有两个字“洗脑”,就是小时候读“参考消息”时，常在第四版的未端看到“台湾蒋匪诬蔑大陆青少年被‘洗脑’”的报导。我曾经问妈妈，脑袋又不是衣服，怎么能洗？妈妈没有回答我，现在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