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的青年（六）我动摇了

         我终于在七十年代末在思想上动摇了，但并不在于山沟的生活和工作的艰苦，甚至我喜欢山沟里的宁静和安逸，喜欢山里的人的淳朴，善良。更被厂领导的大公无私、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他们的艰苦创业精神所感动。可是自从我的内人从上海调来山沟以后，始终适应不了这里的水土，身体一直不适。不久又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即使在炎热的夏天，她的双膝还裹着棉花絮；唯一的儿子（上海户口）从3岁起就由我年迈的父母（当时已经六十多岁）照顾、抚养着，觉得对父母和儿子的亏欠实在太多了。即使所谓思想再好的共产党员也未必不去考虑这些残酷的现实，何况我只是个普通的工程技术人员而已。

         我开始关注起我周围的一些人，发现有人悄然离开了山沟。我了解的结果，他们都是通过六机部人事部门来调令才离开的。这对我来说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一下子使我一下子冷了半截，甚至已经·死了这条心。

         但是家里的现实不能不使我去考虑，总是不死心的想要摆脱这种现实。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我又一次乘坐长江里的东方红客轮出差去上海，上了船听我同舱的一位乘客说，原来的上海船舶学校已经迁往镇江市，并改为镇江船舶学院。我本能地想那里是否需要我专业—船舶动力装置专业的师资？我心想，调往上海的希望非常渺茫，只能向上海方向靠拢的城市进发了。镇江市已经进入沪宁线了，来往上海也方便多了。即使以后把儿子领来，镇江市毕竟是个不错的城市，对他以后的前程也不会受到影响。尽管我知道这仅是自己在想当然，因为当时调动工作确实是件十分困难的事。但我觉得有这样的机会不去争取一下觉得很不甘心。于是我决定在上海出差办完事后在回厂的途中去镇江船舶学院一趟，摸摸那里的情况如何？

         我急着在上海办完事后，乘坐东方红客轮在停靠镇江市码头时，我下了船问询后去了镇江船舶学院。去了船舶动力装置教研室，接待我的正是该室的主任（他的名字已经忘记了），我口述了我的来意，并把预先准备好的一份简历交给他。他知道了我的来意并粗略的看了一下我的简历后，显得很热情的欢迎我去他们那里工作。但我并没有感到很乐观，因为我知道即使他们很需要我，甚至马上为我开调令也白搭，还不如我把我们厂的底牌交给他，如果他们能办到的话，那么我的希望就成功了。于是我直截了当对他说：“如果你们确实很需要我的话，那么你们必须通过六机部来调令，否则我们厂是不会同意的。”他听了后，一下子显得很失望又很无奈的样子，更没有个明确的表态。反正我觉得他很无奈，我也就没有进一步要求什么就与他告别走了。

         因为我原先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所以回厂以后我根本没有再把它当回事，继续着我的工作、生活。有时还常常自己安慰自己，觉得这里还有点像世外桃源，在这里五六年来，从来没有什么政治学习之类的活动，更没有搞运动的喧闹、恐惧。连老厂油漆工出身的政治部主任王秀良，在冬、夏两个季节以出差为名一直安然呆在大连（他的家属全部在大连），只有在春、秋的季节里回厂里来，来了以后也只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存在，装模作样做一些他分内的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当时有一阵子社会上好像“左”的思潮又有些抬头了，他也跟着搞了起来，并下达通知，连我们每次出差回来也得向他汇报思想。甚至去哪里出差？接触到什么人都要汇报。弄得我当时就火冒三丈，因为我当时对这种人从心眼里就瞧不起的。我竟然公开叫板他：“一年两度拿了出差费呆在大连那么长时间，是否也该让大家知道一下在那里干了什么？“我此言一出惊呆了许多人，我的一些要好的同事还真为我捏了把汗。他当然对我恨之入骨，但他知道我在领导的心目中虽然算不上是个红人，但要想整我一下却不是那么容易。他也知道自己有许多软肋，觉得我也不是个好惹的人。后来他私下里通过我们的厂医主任贺大夫出面沟通讲和，其实我在人生理念里总认为，朋友多一个好一个，仇人少一个好一个，既然愿意讲和就和了吧。从此以后，彼此井水不犯河水，表面上彼此过得去就可以了。

         从那事以后，我惊觉地发现许多人都在各怀鬼胎，特别那些资格较老，城府较深的人都在为自己盘算着。有的已经留好了后路，最坏的结果往九江市船舶公司跑，毕竟公司地处九江市区，生活条件特别后代的前程等都要比山沟里强许多。平日里他们可以磨洋工混日子；有的干脆躺平，反正全家的农村户口已经转为了城镇户口，都吃上了皇粮。只有刚走上社会不久的69-70届大学生和我这样涉世不深的人，还在埋头苦干。但我似乎并不后悔，甚至觉得在这里有许多难得的锻炼好机会。我真的很珍惜它，我会一如既往地干下去，只要我在这里一天，因为我坚信会有为我所用的一天。

         大约过了两个多月的一天，我为我厂承制交通部891海洋布缆船的两种布缆机的任务，厂里委派我去上海704所参加他们的联合设计，我在那里主要提供一些工艺上的意见，但也从他们的设计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我在回厂的途中，怎么的忽然又想起了镇江船舶学院，并有一股很强烈的愿望想去再了解一下情况。因为只有那里曾表示过欢迎我去，但我仍然没有抱着太大的希望，那里只是一个我一直不舍的地方。我到了那里直接去了那个专业教研室，主任还在那里，他见了我马上站起来把我迎进去，非常遗憾的说：“那次我们见面后，你当时提出要求我确实无法满足你，但我们确实非常需要你所学专业，事后我向院部领导请示，院部领导亲自与六机部人事部门商量，结果部里同意并向贵厂发了函（调令）。我以为你很快就会来，哪知道已经两个月过去了，还不见你来。期间，我根据你留下的地址也曾给你发了信，也迟迟不见你的回应，还以为你另有高就了呢。” 我听了以后，觉得厂里肯定有人捣鬼，并且怀疑上了他。我内心充满着疑虑和愤怒，却又说不出话来。他马上安慰我说：“我们这里的门一直向你敞开着的，希望你回去以后再做做你们领导的工作，虽然有效期已过，只要你们肯放人，我们不在乎这些的，我们等待着你。”他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我表示谢谢他们为我所做的一切，告别他走了。 

         我在回厂的途中，思前想后断定是那个政治部主任在捣鬼，因为他在掌控着我们所谓干部编制的生杀大权，这是他对我的一次报复，因为我曾公开叫板过他。虽然他与我表示和好了，但他还是用了政工人员的伎俩。我只是想不到他竟然如此的卑鄙无耻。我愤然去找了党委书记王书记：“我们厂里规定，凡六机部来调令的一律放行，为什么唯我六机部来了调令被扣押下来？” 王书记虽然原是大连造船厂党委委员，但他处事谨慎，来山沟以后从来不搞“极左”那一套，与厂长注重于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因此在职工中有很好的印象。他听了我的报告以后说：“若有此事显然是错误的，但我确实不知道此情况，让我了解了情况以后再给你个答复。怎么样？”他这么说，我无话可说，答应待他了解后再说。

         时隔不久，他托人来把我叫去，我知道是为此事，心情还有些激动，我到了他的办公室门口还作了一下深呼吸让自己镇静了一下才进他的办公室。他见了我很热情地招呼我在他的办公桌前面的椅子上坐下，自己起身为我倒了一杯茶放在我面前，示意我喝茶。我来这个山沟已经七八年了，书记的办公室还是第一次来，不过当时的领导办公室也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厂长和总工程师的办公室去的多了一些。我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他很认真的对我说：“六机部确实在两个月以前就来了你的调令，当时你正在安装171医院的氧舱，而且是你一手设计、制造的，老王（政治部主任）考虑了我厂的利益多了些，没有及时的让你走。我严厉的批评了他，上级来了调令岂能扣押？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调令上让你在两个月以内去报到，可是至今已经三四个月了。我想，你在这里确实承担了许多产品的设计，手头又有两种布缆机将要制造，但你的家庭困难我也知道，解决你的根本问题是调到上海去，而不是镇江市。以后只要有机会我一定放你和小方走。这个机会还没有来之前，我希望你在这里好好干。”书记这么说了，他既批评了那位王主任，又亲口向我作了承诺，为解决我的困难提出最佳方案。我还能说什么？我又被他说服了。

         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夕，国家形势出现了许多微妙的变化，九江船舶公司人事部门的一位同志向我透露，船舶公司系统的人才交流已经悄然开始，当时进入上海船舶公司系统的条件是，一，夫妻两人必须是上海人，其次两人必须都具有工程师职称。我与我内人正好都具备这两个条件。此时，我们的党委书记已经调往九江船舶公司任党委书记，新来的党委书记王书记与我还不太熟悉。我知道此内部消息以后，直接去九江船舶公司找王书记，因为是求人家的事，我显得很卑微，用微微颤抖的手敲开了他的办公室的门，见了我，他热情的让我进去，依然为我倒了一杯茶，让我在沙发上坐下。他似乎知道我的来意，不等我开口他先说：“我们的老蒋已经把上海的消息告诉你了？现在是解决你家庭困难的时候了，只要你自己写份简历，让老蒋与上海船舶公司人事部门联系一下就可以了，因为上海船舶公司下面的厂和研究单位正需要技术人才。”想不到王书记如此的把我的事放在心上，我非常的感激他。

         我在一九八五年的夏天，在我完成了在山沟里的最后一项设计、制造的我国首套250米氦氧饱和舱生命维持系统以后，并在上海二军大海医系召开了该项目的鉴定会以后，我与我的太太一起调回了上海，在上海船厂的船研所工作。与父母和儿子阔别了15年以后重新团圆，开启了我在上海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