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89）
且说文革自全面开展以来，中央一直不允许工矿、商店的职工，机关企事业的员工外出串联。此时由于文革向工矿、农村发展，中央对职工短距离的串联控制放松了，允许在本地区范围内串联交流革命经验。那时我们也确实想出去看看，看人家是怎样开展文化革命的。于是我们抽部分人员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去其他郊县的卫生防疫站串联。我所在一组大约五六个人，由叶青茂带队，先去了上海县，后去了松江县。上海县卫生防疫站在莘庄。可能因为元旦刚过，防疫站内只有很少人在上班。他们甚至找不到人来与我们交流经验，但总算接待了我们，将我们安排在几幢新建的还没启用的病房内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去松江县防疫站。那里情形更不堪，简直无人理睬。我们自己在站内转了转，看了几张大字报。因不熟悉别单位的情况，光看大字报也看不出名堂。大家觉得这样的串联没多大意思，又天寒地冻的，于是下午就回了青浦。整个过程两天也不到。惟回到站中感到冷冷清清的，好像少了不少人，这才发觉山中仅一日，世上已千年，站里情况已经大变，对立派的人几乎一个也不见了，也不知其去向。后来过了好几日，才见他们陆续回来。原来他们也去革命串联了，而且走得比我们远，有的去了杭州。老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杭州离上海不远，但那时候一般人出外旅游的机会很少，我们很多数人都没有去过。相比之下我暗呼我们这批人真傻啊，不愧是模范造反派，连串联也不敢跑远一点！
当时，经济主义妖风在青浦也有发生。听说很多人到银行提款。据《青浦县志》记载，仅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十日两天，县人民银行就被提取现金二十五万元。这在一个当时人口仅二万多的小县城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抢房子的也有。但详细情形我不太清楚。要求增加工资、福利等事情在我们单位没有发生。可因革命而生产受到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四清和文革初期，我们单位虽然也常常集中了关门搞革命，必要的业务工作没有停顿。但是自从成立了两派群众组织，无论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大家都为革命忙得不亦乐乎，顾不上业务，更不愿下乡，唯恐下了乡消息不灵通而失去某种机会。特别从追查黑材料以来，我们造反派因为查黑材料、去市委控告张宜、去外单位串联，忙个不停，基本上没有顾及工作。而保守派前期因为要与造反派对抗，也无心理会业务。后来因为中央不断批评保守派，他们大约心中有气更对生产撒手不管，最后干脆以串联为名出去游山玩水。张宜被撤去站长职务后不再管生产，副站长钱国玺自动靠边站，也不把管理生产的责任担起来。于是全站的业务，除了化验室的几个员工靠自觉和惯性还在处理公社卫生院送来检验的采样标本，和食堂的几个工作人员还得天天买菜烧饭，其他工作基本上都停顿了。
就当时的工作来说，别的都可以放一放，有两个工作不能放；非但不能放，还要立即组织人加强力量去抓。这两个工作一个是防止流行性脑膜炎（又称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传布，一个是饮食卫生。一九六六年的冬季，由于红卫兵和学生全国大串连，引发了全国性脑膜炎大流行。情况非常严重，据说有好多学生染上了脑膜炎因得不到及时治疗死去。还有由于流动人口大增，在外饮食的人多了许多，而有些饮食店、食堂又因为内部员工造反，工作量大增人手反而不足，工作难免会马虎点，加上卫生部门放松了卫生监督，结果造成菌痢、肝炎大爆发。在这样的形势下，王逸鹏和许震彪等几个造反队头头商量后，觉得为了响应《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号召，我们造反派必须有所行动。估计到对立派的人不会听我们的工作安排，好在做具体业务工作的人大多是造反派，王逸鹏和许震彪就决定由我们造反派独力把这些工作担当起来。一月十一日那天白天游行庆祝中央的贺电，晚上召集全体造反队员开会。王逸鹏说明形势后分派工作，除少数几人留站，其余统统分组下乡，去各公社、镇检查、落实各项卫生防疫措施。尤其对各饭店、食堂执行饮食卫生条例的检查更严。没有一个人提出说有特殊困难要照顾不下乡的，比以前张宜分派下乡还顺利。第二天一早，大家就分头出发，忙了好几天才陆续回来。
接着，我们又联络了全县卫生系统其他七个群众组织，共同发布了一个《青浦县卫生工作抓革命，促生产联合紧急通告》，呼吁全县血防、卫生、医疗、妇幼保健等各条战线的人员，坚守工作岗位，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特别是做好防治流脑的工作。我们还利用站里原有的宣传队下乡宣传演出，以及写广播稿通过县广播站进行宣传。上海市卫生防疫站的宣传车到青浦来宣传，我们也全力配合，印发了大量防治流行性脑膜炎的传单。这一系列活动，受到了市卫生系统抓革命，促生产大会的表彰。
在以上这段时间中，我们对追查黑材料的问题始终没有放松。由于上海市区的造反派发起了一月革命，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形势对造反派开始一边倒地有利。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宜虽然仍不承认血防站党支部复制、转移了整群众的黑材料，但县卫生科党总支在一月二十九日发了一个《紧急通知》。通知是专门发给县人民医院、朱家角医院和血防站三个党支部的。通知说：必须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包括整理过的或者没有整理的材料，除在补充规定宣布以前，确实已经焚毁的外，全部集中，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除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全部交还本人外，其他所有材料，集中清点之后，在上级领导机关和本单位群众代表的监督之下当众焚毁。凡是按照中央规定应该处理的有关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至今尚未处理的，应认真严肃对待，在两天内（今明二天）迅速抓紧处理。如果哪一个党组织的负责人，对中央指示继续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应受到党的纪律处分。这算是对造反派追查黑材料作了一个正面的回应。
然而，之后的事实表明，这个《紧急通知》仍然是应付、欺骗造反派群众的骗局。县卫生科和血防站的当权派，乃至县委、县人委的当权派，他们并没有停止违抗中央指示的活动，而是继续隐瞒、转移整群众的黑材料。更有甚者，当时血防站党支部怕群众冲击档案室，把部分黑材料和机密档案材料分散藏到一些党员家中。副站长钱国玺竟然利用这个机会，去一个党员家里把有关他个人生活问题的群众检举材料私自取出烧毁。事情败露后，我们果断地查封了卫生科的档案室。然后又查获了一批转移在外的黑材料。而县档案馆在稍后也遭到了全县造反派联合的冲击。但行动晚了一步，这些黑材料已经被当权派转移到了隶属南京军区松江军分区的佘山驻军军营中。
在文革初期，中央有明令规定军队不准干预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地方的红卫兵学生和革命群众也不准去军队宣传文革或串联，更不准冲击军队。但是，随着批判资反路线的深入，地方党政干部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在历史上，中共地方干部大部分都曾在军队呆过；而军队驻守一个地方时间久了与地方干部也难免会有感情。尤其地方武装部负责人一般都参加地方党委，与地方党政干部基本上就是一家人。军队干部也是共产党干部，从根本上说，绝大部分军队干部对造反派的看法是一样的。因此，当文革发展到造反派批判走资派，追查整群众的黑材料阶段，军队很自然地会成为走资派的避风港。不少地方当权派为了躲避红卫兵、造反派的冲击，最初是把整群众的黑材料转移到军营去，后来干脆连人也躲到军队去。这样，地方造反派与军队就产生了矛盾。青浦的情况也是这样。我听人说青浦的几个大造反派组织联名几次派人去佘山军营交涉，要求军队将转移到军营的黑材料交出来，但都被军队以太极功挡了回来。听说曾有人酝酿要冲击军营，但最后没有付之行动。
且说自从我们成立造反组织以后，除了与青中红旗有往来，与其他造反组织都没有密切关系。即使同是卫生系统的造反派，如县人民医院的造反派和朱家角人民医院的造反派也极少联系。主要原因是不了解别单位的人和事，怕关系太密切了，一旦别的单位造反派做出什么出格的事会连累到我们。总之，虽然我们造反了而且形势大好，但还是十分谨慎小心，生怕犯错被当权派和对立派抓住把柄，被他们打成反革命。一月革命发生以后，夺权是一月革命的精髓。报纸上一直有文章鼓吹夺权。但我们一直不敢轻举妄动。关键原因是《人民日报》《红旗》社论，提到夺权都说是夺走资派的权，而我们吃不准怎样的当权派才算是走资派？才可以夺权？走资派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究竟谁算走资派，谁不算走资派，不是我们造反派能说了算的，而是共产党说了算的。如果我们现在一时头脑发热夺错了权，将来共产党翻脸秋后算账，我们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一九五七年的教训，始终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我们的头顶。而就血防站的具体情况来说，张宜算不算走资派？虽然他确实是至今还在顽固坚持资反路线，可以算报纸上说的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但翻遍中共中央有关文件、报纸社论，都没有说顽固坚持资反路线的当权派就是走资派。还有，毛泽东有一条语录我们也一直牢记着：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在讨论十六条时我们很多人认为张宜不是四类干部，而是二类干部，最多三类。所以，尽管我们喊过打倒张宜的口号，也要求上级领导罢免了他的站长职务，但到了要不要夺权这一步，我们还是犹豫了。因为这个原因，尽管外面单位夺权闹得风风火火，我们却一直按兵不动。
当时，鉴于张宜至今顽固的态度，我们两个造反队的头头商量以后，在一月二十一日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打倒张宜大会。与上次批判张宜大会一样，我们广邀全县各造反派组织和卫生系统各单位派代表出席，比较系统地批判了张宜历年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和顽固执行资反路线的事实。会议还提出了开除张宜党藉的要求。但我们仍然没有宣布夺权。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会议结束以后，血防站党支部、卫生系统党总支和县委有关领导都签字批准了开除张宜党藉的要求。开除张宜党藉这么顺利，反映了当时形势对造反派是多么有利！过去因手中有权而总给人强大无比的党组织，现在也开始向群众展现外强中干的一面了。
然而，群众组织毕竟是群众组织。在造反派声望如日中天的大好形势下，有人开始不守纪律，随心所欲了。送瘟神造反队中有两个复员军人，连招呼也不打就自己跑出去又参加了红卫军组织，且整天在外面瞎混，大家都不知道他们在外面干了些什么。而王逸鹏等一些人也慢慢觉得不夺权跟不上形势了。一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时左右，我正在宿舍中（因为我们小青年在血防站内没有固定的宿舍，文革中我搬了四次家。这时住在血防站内家属宿舍楼下一间集体宿舍中。）听到外面突然响起了锣鼓声。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为毛泽东又发表了最新指示，于是赶紧出来看。见到我们造反队的队员，大约有二、三十人，正聚集在造反队办公室通向前院和大门的过道里，有人拿着毛泽东像和红旗，有人在敲锣鼓，都是一副兴冲冲要上街游行报喜的样子。王逸鹏喜滋滋地站在人群中间转着圈，对他四周的人用他软糯的苏州话连声说道：轧进，轧进。吾伲（我们）终算轧进一月革命！我这才明白原来我们也夺权了。事已至此，我也只得过去加入了报喜队伍。
突然决定夺权，究竟是哪些人改变主意决定的，我至今不清楚。但王逸鹏必然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血防站的造反派虽然分成两个组织，但一直是一起行动的。送瘟神成员都是些老血干，他们社会经验多，过去好多行动都是他们提出主意来，我们白求恩的附和。我想这次也不例外。而过去我们一直不肯夺权，到了一月份最后一天却夺了，我想这事可能与那天《人民日报》提前发表的《红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有关。这篇社论对上海的夺权再次大加赞扬，还提到了一月革命这个词，说：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风暴正在席卷全国。确实，自从中央提出夺权号召以后，好多单位的造反派都夺权了。我们单位的造反派在县城中也算小有名气，可唯独在夺权问题上一直落在人家后面。王逸鹏说轧进，很明显地流露出了总算赶上末班车的心态。
那天，我虽参加了报喜，但心中一直不踏实。不久我看到了周恩来的一个讲话，才算放了心。二月初我看到一张传单，是用紫蓝色的有光纸油印的，题目好像就叫《周总理论夺权》。其大意说：在现在这样的形势下，不能要求大家先区别这个单位的当权派是不是走资派，是走资派的权才能夺，不是走资派的权就不能夺；现在的形势已不容许那样做。现在不管是不是走资派的权，都要先夺过来再说。至于这个当权派是走资派，还是不是走资派，以后在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再慢慢考察，慢慢区分。这个讲话，无疑是解开了我的困惑和心结。
关于周恩来这个讲话的原始资料，后来因为要写回忆录我曾找了好久，可惜一直没有找到。最近看到周良宵、顾菊英编著的《十年文革大事记》，里面有与我记忆中内容相当的讲话记录，只是这个讲话是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指示，而非周恩来本人的指示。这应是我记忆错误所致，或当时我见到的传单就是以周恩来名义发表的。为证实我当时见到的传单不虚，现将这个《大事记》中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全文照录於下：
一、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运动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可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
二、老干部多数到现在对文化大革命还不理解，多数靠吃老本。过去有功劳，要很好地在这次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要坚决站在左派方面，不能和稀泥。坚决支持左派，然后在左派的接管和监督之下搞好工作。
三、关于夺权，报纸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细致分，应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或者受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判定，夺权后报国务院同意。
四、夺权后的老干部和新干部要共同搞好业务，保守国家机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