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老友方琳一家徐家祯四(接上文)1980年2月初,我离开上海去纽约自费留学。其实,一开始,“留学”是假,“打工赚钱”是真。除了学习英语外,我在纽约打了一年半的餐馆工,(注3)直至1981年年中,老天爷有眼,让我申请到了夏威夷大学的助教奖学金,于是,那年八月下旬就离开纽约,飞到夏威夷去工作与念书,正式做起“留学生”来了。离开纽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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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老友方琳一家徐家祯三(接上文)“说时迟,那时快”,眼睛一眨,“文革”已经结束,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大概是1978年末或者1979年初吧,我好像已经在申请护照,准备到美国去自费留学了。那时,学校已经一切恢复正常,我在静安区建东中学担任提高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要帮学生们准备高考,正是忙得焦头烂额、晕头转向。我们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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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老友方琳一家徐家祯二(接上文)在上海,有三、四十年代留声机音乐唱片的人家一定很不少,但都是七十八转的、又厚又重的黑胶留声机唱片,听一部贝多芬的交响乐,要换四、五张唱片。到了六、七十年代,拥有西方密纹古典音乐唱片的人,大概就不会很多了。因为49年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基本上都断绝了,即使后来陆陆续续与一些欧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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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老友方琳一家徐家祯一最近,我朋友小單对我说起他在北京的一个朋友孩子的事。他说,他朋友的男孩,小时候学习成绩很好,也很听话,现在已经快中学毕业了,突然变得反叛起来,不但不想再念书,而且穿着打扮、生活习气也大大改变,变得让他的父母无法容忍下去了。但是,孩子已经长到十七、八岁,不再像以前小时候那样可以用训斥的办法来改变他了,于是做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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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严庆祥先生邂逅的一件趣事
徐家祯
(下)
我是一九八0年二月初离开上海去的美国。一九八三年的二月初,我离开美国直接到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大学来走马上任,期间,已经整整三年没有回过中国了。那三年中,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我上海的家,我的父母。但是,那时,我在美国是学生签证,要是离开,就又要重办签证了,于是,不敢回国。到了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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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严庆祥先生邂逅的一件趣事徐家祯(上)我们家是一九五一年九月卖掉了大家庭在戈登路(现称江宁路)1017号那栋大房子后,搬到江苏路近愚园路口的朝阳坊200弄22号去住的。从我家出来,走到愚园路,往东大约走五分钟左右,就到愚园路镇宁路口了。镇宁路是一条不长的小马路,五十年代时还不是柏油路而是一条石子路。此路大致南北向,中间被愚园路截成两段:北边那段通到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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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纽约打过工的两家中餐馆
(之九)
徐家祯
(八)
(接上文)从我在这家韩国华侨开的饭馆第一天上班开始,老板就不喜欢我,总是对我爱理不理的一副样子,常常不给我好脸色看,我与他话也不多。而他却很喜欢黄培,黄培也常与老板开开玩笑,相互很融洽的样子。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年龄比黄培大,手脚没有黄培快,常常做起事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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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纽约打过工的两家中餐馆(之八)徐家祯(七)(接上文)在这家韩国华侨开的中餐馆学习了几天。每天与黄培在饭店碰头,工作时与他有说有笑的,下班后有时还一起去附近一家西餐馆吃一客冰淇淋圣代,闲聊一会儿再回家,十分愉快。有一天下班时,老板忽然对我说,要是我愿意,可以从第二天起在他们店正式上班,当waiter。在纽约中餐馆当waiter,工资是意思意思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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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纽约打过工的两家中餐馆(之七)徐家祯(六)(接上文)在纽约中餐馆当waiter,一般都要穿一身白衬衣、黑长裤和一双黑皮鞋。有的饭店还要给你一件短上衣,当外套套在衬衣外。我没有黑长裤,就到Flushing的Alexander’s百货公司去买了一条。一个中午,黄培跟我约好,在那家中餐馆见面,我就开始去学做waiter了。很可惜,我现在已经忘记那家饭馆的名字了,也忘记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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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纽约打过工的两家中餐馆(之六)徐家祯(五)(接上文)1979年我小舅为我申请留学生签证的时候,中美刚建交不久,中国还没有TOEFL的考点。而在美国念大学,是一定要有TOEFL成绩的。要是要在美国读研究生,还需要考一个GRE的英文考试,不过也有的大学研究院只需要TOEFL成绩,就够了。所以,小舅为我申请了语言学校,到美国来先读英语,然后在美国考TOEFL考试,再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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