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词让多少人在思维上偷了懒，看不清真相。
1拉美陷阱，内涵变化多次的伪命题
昨天那篇文章写完后，有位读者顺势给我提了个问题，说小西，你能不能顺势讲讲你眼中的“拉美陷阱”问题？
的确，“拉美陷阱”，或曰“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近些年来引发广泛热议的话题，似乎只有拉美国家出点什么事，就会有人跳出来说：你看，拉美陷阱的又一例证！
但我对这个词的使用乃至滥用，一直是怀有疑义。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当我们轻易使用某个概念语词，其实我们很可能的不自觉地遮蔽了某些非常关键的问题，而我非常想请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其实是——如果我们先把“拉美陷阱”这个词拿掉，穷究其本质进行思考，你觉得“拉美陷阱”这个概念今天所暗示的那些内涵真的存在么？
其实上溯源头，拉美陷阱，或曰拉美问题的最早提出者，其实上世纪80-90年代的左翼学者，当时由于里根的新自由主义、冷战结束、东欧及苏联现状等原因，过去西方左翼所热衷批判的西方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逐渐缓和，或者说跟东欧阵营的同类问题相比不算个事儿了。
但这批学者总得批评点什么活着啊。于是他们就调转枪口，提出了“南北问题”或曰“拉美问题”，这方面的代表，比如美国著名社会主义社会学者、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他在他的巨著《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中，就认为，全球化的确帮助美国等发达国家消灭了其国家内部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缓和了贫富分化问题，但却将这个问题转嫁给了发展中国家。
沃勒斯坦在书中举的重点例证，就是拉美，什么阿根廷啊、智利啊、巴西啊、乃至墨西哥、古巴、危地马拉，沃勒斯坦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你美国里根政府搞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这一套祸害了拉美，美国资本家要为拉美尖锐的阶层矛盾负总责。
沃勒斯坦这套“世界体系理论”在90年代的欧美学术圈一度风靡一时，因为那会儿正赶上苏联阵营大溃败，西方社群主义左派理论匮乏无话可说么，所以他这个理论就成了学术明星。
但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看这套理论，会发现它错的相当之离谱——别的先不说，沃勒斯坦假设全球化有利于美国和西方缓和国内阶层矛盾，缩小内部贫富差距这个预判本身就错了么！如果这个预判是对的，那今天美国还闹什么占领华尔街、红脖子们还推什么特朗普上台，搞什么逆全球化呢？
但是，跳蚤有时候也能产下龙种，在上世纪90年代那波学术热潮中，“拉美陷阱”终于作为一个概念，被经济学家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Sebastian Edwards）提出了。
与左翼社会学者们立论起手一定要痛斥万恶的资本社会不同，经济学家在这方面比较老实，所以爱德华兹只是相对较为客观的描述了一下眼中的拉美国家普遍遇到的问题：
1. 不平等和贫困：如当时欧美学界所热衷讨论的，拉美地区的确普遍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社会不平等以及贫困问题。 这些问题限制了社会资源的均衡分配，加剧了社会动荡，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资源依赖：许多拉美国家依赖出口原材料（如石油、矿产等）来维持经济增长，而这种依赖导致经济高度脆弱，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
3. 政治不稳定：拉美国家普遍存在政治腐败、不稳定和不可靠的政治体制，极左和极右轮流上台，无法确立稳定的经营环境。
可以看出，相比沃勒斯坦，爱德华兹的“拉美陷阱”理论是多少把问题从意识形态先行那里往回拉了一点的。
可是“拉美陷阱”这个语词在本世纪头十年经介绍被引入中国之后，由于历史教育赋予中国人对“拉美”这个词的特殊认知，在哪怕是学界的讨论中，当我们一谈起拉美陷阱，又附上了两层自带的暗示光晕：
首先就是所谓的“地缘政治博弈”理论，所谓拉美拉美么，那肯定是相对美国而言的，拉美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啊，“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么！像委内瑞拉，混成这个惨样，还不是因为美国对它搞制裁？还有智利当年铜矿，阿根廷当年的货币……总之拉美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给美国。“拉美陷阱”实则是美国陷阱。
第二层意思就更深一些了，那就是以国别为分野的社会阶层天花板理论，也就是认为拉美国家之所以在贫困和中等收入之间辗转反侧，就是因为其产业被死死的卡在矿产、原材料和农产品供应的这些低端地段，无法向高端跃迁。那为什么不能跃迁呢？说来说去，还是发达国家占据了高端段位，不肯让出……于是问题又归结到了美国那里。
其实上述两个藏在语词里的暗示，只需要举两个反例就可以不攻自破——你说“拉美陷阱”坑在离美国太近，那加拿大离美国更近，怎么没见被美国霍霍？你说“拉美陷阱”坑在向高端进军路上被人卡了脖子，那德国、日韩、北欧、乃至又是加拿大，为什么没被卡这一下，顺利突破了这个陷阱？
而且梳理了“拉美陷阱”这个语词的由来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概念所指称的问题，已经至少三度发生变化了，从沃勒斯坦指责西方世界推动“全球化”转移自身内部矛盾，造成了拉美的乱局，到今天很多人怪川普政府推动“逆全球化”，不买拉美国家资源，造成了个别国家的乱局……
合着无论全球化、逆全球化都有错，反正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混成这个样子，就得赖别人，是么？
“外因是次要的，内因是主要的，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辩证法的这个思考，到这里哪去了呢？
所以梳理至此，我们不得不说，所谓“拉美陷阱”到底存不存在，其实是非常存疑的，亦或者说，即便这个问题存在，也不是如它的中文语词所暗示的那样，主要原因来自于它的外部性。那么问题究竟来自于哪里？
2、谁制造了“拉美”？
真要细究起来，拉丁美洲这个词汇，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概念。
我不知道你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没有——墨西哥以南的这片广袤的美洲大陆，为什么会被泛称为拉丁美洲？
的确，这些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历史上都曾被西班牙、葡萄牙这对利比里亚半岛邻国殖民过，官方语言都是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
但是很奇怪，这篇区域，最终的称呼不叫“西班牙美洲”或“西班牙-葡萄牙美洲”或“伊比利亚美洲”，而是“拉丁美洲”，这又是为什么呢？
昨天的《特朗普抓马杜罗，是最原教旨的“帝国主义”行为》一文，我曾向你介绍了“帝国主义”概念的起源，而拉美这个词的起源，其实就来源于一段19世纪的帝国博弈史。
1803年，受困于英国大陆封锁政策的拿破仑将面积足有214万平方公里的法属路易斯安那地区卖给了美国，这场“世纪交易”让美国的领土直接翻了一倍，也导致了法国至此退出了从波旁王朝时代开始就苦心经营多年、投资巨大的美洲殖民地争霸。
但高傲而野心巨大的法国人岂肯这样善罢甘休，1851年，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借法国保守派和革命派矛盾加剧之机发动政变上台执政，次年举行全民公投，恢复帝制，自称拿破仑三世，法国在其后的近二十年里，至少在名义上恢复了“拿破仑帝国”的荣光。
拿破仑三世这个人其实非常有意思——一方面，他在文韬武略上可能相比自己那有名的二大爷确实逊色了不少，他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在外交上极力避免与当时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国之间冲突，也尽量避免对其他欧洲列强乃至“共和姊妹”美国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他只看不起一个国家，那就是普鲁士）。可是另一方面，他却又拥有不次于他二大爷的帝国雄心，在位期间积极进行亚非扩张，殖民非洲和越南，想要重建法兰西的世界帝国。
那么美洲，这块法国曾经阔过的土地，拿破仑三世就相当的意难平了。当时美国的门罗主义已经提出，英国又严防法国势力重归魁北克等北美地区，拿破仑三世有心对美洲施加影响力，却就是下不了嘴。
于是最终他想出了一个口号作为对美洲施加软影响的“方便法门”，这就是——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这个概念，严格来说，是法国政治家米歇尔·舍瓦利耶最早提出的，他将美洲分为“拉丁美洲”和“盎格鲁·撒克逊美洲”，以强调两者的文化背景的差异。大革命后的法国“罗马主义”盛行，时时处处以罗马共和国的正统继承者自居，所以法国人认为，自己在民族归属上与伊比利亚半岛的两牙一样，都是“拉丁人”，是古罗马的“亲儿子”，至于英国佬，他们在罗马时代是帝国远边疆、化外蛮民么，跟我们就不是自己人！
于是拉丁美洲这个词汇，其实天然的就有含有鼓动拉美人集体杯葛英美这两个尚在北美的两大强国的意思。
那拉美不跟英美混，跟谁混呢？拿破仑三世一拍胸脯，说，跟我，不，跟朕啊！
西班牙、葡萄牙现在是明日黄花、老大帝国、烂泥糊不上墙了，但法国现在第二帝国皇帝的领导下欣欣向荣、一排勃勃生机万物竟发的状态啊。所以拿破仑三世在外交场合言必称拉美，并且特别喜欢以拉丁民族的总保护人自居。不计成本的接受拉美留学生、在拉美投资办学、派遣法国军事、技术顾问。考虑到拿破仑三世同时也是世界史上第一个公开自称要搞帝国主义的皇帝，可以认为，法国在第二帝国时代，对（自己亲自给予概念的）拉美地区，进行了一场强力、且成功的文化渗透。
那么对这种渗透，拉美地区的精英作何感想呢？他们很多甘之如饴。
应当说，拉美这个地区，确实早在拿破仑第二帝国之前，就与法国交情匪浅了，因为西班牙的最后一个王朝波旁王朝与法国王室一族同宗，所以西班牙新大陆殖民地出生的本土精英在赴宗主国留学时往往就与法国上流社会有接触，并在那里最先接触到了卢梭、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哲学、和革命思想。
出生在委内瑞拉，名字被查韦斯盗用拿来当绕开司法、立法权的方便门，以其命名的货币又被马杜罗拿来当废纸印刷的拉美世界共同推崇的独立之父——西蒙·玻利瓦尔将军，他当年留学欧洲的时候就天天在法国泡沙龙，听各路名流们海阔天空地聊（法国式的）自由民主，并且亲眼见证了拿破仑一世皇帝从共和英雄到帝国皇帝的蜕变历程。
所以玻利瓦尔自己就是带着满脑子的法式共和概念回到美洲的，他所领导的拉美独立战争，其所师承的样板也不是隔壁的美利坚，而是大洋彼岸他认为革命更彻底、更带劲的法国。玻利瓦尔和与他一起搞革命的很多“法式”同事们都认为，美国的独立战争经验，以及之后所建立的分权制联邦政府，并不适合在他们即将创立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中复刻。
因为西班牙的新大陆殖民地并不存在北美十三州那样的州议会基础，西班牙在美洲的经济政策是国家所有制的前身，皇家所有制的种植园经济。政治政策则是由西班牙国王直接任命的总督制，各行省总督只向西班牙国王负责，各行省从民众到社会精英，本来就没有投票、代议制民主的习惯，新大陆帝国向西班牙本土的经济输血，也多是用黄金白银、种植园作物以及其所换来的金钱，而不是北美大陆那样从民营资本那里征收的赋税。
所以玻利瓦尔等人掀起的拉美独立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本地贵族精英受法国革命思想鼓动所发起的自上而下的战争，而不是北美那样，经过“无代表，不纳税”的充分鼓动而发起的自下而上变革。
玻利瓦尔等人在驱逐了西班牙军队后，立刻在试图建立的，就是同期法兰西共和国那样的，依旧以中央统御各行省，而各地民众只有对中央政府的选举权的统一型共和国。
当然，这个“大哥伦比亚共和国”之梦很快就破灭了，由于之前在经济上就长期充当对宗主西班牙的供货商，而彼此之间缺乏互相联动。大哥伦比亚各行省之间本来就矛盾重重，内部问题严重，玻利瓦尔这个威权统治者一死，国家马上四分五裂。其后整个拉美的独立运动也呈现出这样一盘散沙，各管一摊事的状态。
而就在刚刚诞生的拉美各国彼此分裂、纷争，宛如离家出走的孤儿一般迷茫的时候。大洋彼岸法国的橄榄枝伸过来了，法国的思想、理念，随着“拉美主义”的传入和人员，深度影响了整个拉美。拉美由此更加坚定的走上了法式共和，而非美式共和的道路。
3、托克维尔在警告什么
那法式共和与美式共和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几乎刚好是在拿破仑三世“创造拉美”的同一时期，一本由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撰写的小册子，正在法国热传，并引发了极大的思考。这就是《论美国民主》。
在书中，托克维尔根据自己在美国的游历经历，比较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战争这对“姊妹革命”，他发现两者虽然看似相近，实则是有着诸多本质的不同的。
在社会起点上，美国没有经历封建历史，社会起点是“生而平等”。殖民地时期就不存在欧洲式的世袭贵族与等级制度，因此民主是自然生长的产物。
而法国曾长期处于贵族制社会，等级森严，特权固化。法国大革命试图用暴力突然摧毁旧秩序，但旧制度的思维习惯（如中央集权、阶级对立）仍深植社会，导致民主转型充满动荡。
在对革命的准备上，
美国革命思想中自由与平等的理念是相辅相成的。地方自治（新英格兰乡镇精神）、结社传统、法治精神、宗教道德约束，共同构成了防止“多数暴政”的屏障，使个人自由在平等社会中得以存续。
而相比之下，法国革命中，人们追求平等却压倒一切，自由常被忽视或牺牲。中央集权传统导致权力高度集中，民众习惯于依赖政府，缺乏自治经验。革命后，平等往往演变为对整齐划一的崇拜，更易导向专制。
所以按照托克维尔的总结：
美国革命是自下而上的、经验主义（保守主义）的、自由优先的、尊重私权的。
法国革命是自上而下的、理性主义（进步主义）的、平等优先的、集体为上的。
两者推翻旧制度的初衷看似相似，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当然，作为一个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注重讨论的，仍然是法国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比如加强社团，传播法治、鼓励公民意识的真正觉醒等等。
但是托克维尔没有来的及讨论，一个或一群国家，如果承袭，甚至迷信了法国大革命的道路，一直按照法式革命的理论逻辑前行下去，其得到的结局会是怎样的？
而拉丁美洲，刚好在整体上，提供了这样一个样板。
法国大革命的故事在这里似乎凝固了，
一百年，两百年，走不出的轮回。
4、拉美为何“百年孤独”
如前所述，由于经济、文化背景和法国19世纪所施加的强大影响力，拉美的普遍政治审美、革命审美一直都是法国式的，不断魔幻现实主义重演的拉美“百年孤独”，其实总在反复上演这样一个相似的剧本——
在革命之前，由于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外加强大的中央集权式统治，拉美国家的社会阶层高度分化为广大的底层贫民和少数的、依附威权发财的权力贵族。等到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到一定的程度，贵族阶层当中往往会从“贵族派”当中分化出少数“民主派”贵族，他们或基于社会良知，或参杂着个人野心，走向大众，发出“多洛雷斯的呼声”之类的振臂一呼，然后引发群情汹涌，原本赤贫且散碎的贫民阶层，宛如突然获得了结晶晶核的冰点液体一般迅速集结，短时间内山呼海啸、形成压倒一切、也主张掠夺一切的运动。
然后这个运动会公推出一名领袖来试图重新改造甚至挽救自己的国家，这时候手握绝对威权和支持度的领袖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如阿根廷的贝隆夫妇、智利的阿连德、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一样，直接利用手中的强力去推动国有化、福利制度、和对民间资本、企业的定向逼迫，这会导致社会活力的丧失，以及有限资源向公权力的过分集中。等到公权力可以调配绝大多数资源，对民间财富予取予求时，又极少有权力持有者能够禁得住诱惑，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于是昔日共推出的英雄演变为新贵族，这个循环持续。
在极少情况下，权力持有者（智利的皮诺切特），会选择另一条路，他们会有限开放自己聚集起来的威权，放松民间资本的活力空间，先“放水养鱼”的复苏社会的经济活力。然后再逐步进行深化改革，实现权力的彻底释放。
但是这个过程一定会走的非常凶险，因为首先，其改革的第一步动向是与大众普遍期望的“均贫富”相背离的，公权力退让所释放出来的自由空间，即便不定向输出给权力的侧近，也会被社会中少数有能力又足够幸运的民间精英所获得，而这个过程其实是加剧了整个社会其他人的被剥夺感的。这就意味着公权力在放权的同时又要在另一个维度上维护甚至加强其威权，以及这一时段不得不依附于威权之上的法治、与稳定。
而等到民间活力逐步上升，形成了托克维尔在美国社会中所艳羡和赞叹的“中间阶层”力量，公权力又要逐步的向其让渡权力、并且与这个刚刚形成、尚不懂得如何达成妥协与合意的中间阶层不断完成妥协与合意。这个过程，将宛如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完成自杀”，它本身就近乎一个悖论——一个人如果意志坚强，他就不会自杀，而他如果自杀，何谈意志坚强。
与此同时，经济的发展、中间阶层的强化，又可能增加停留在贫民阶层的民众的被剥夺感。而公权力在这一阶段内持续自我削弱，一旦其中有反对者振臂一呼，则社会又回到了“玻利瓦尔呼声”“多洛雷斯呼声”的轨道中去了。则以上循环又将重复。
这就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所言，革命并不是发生在旧制度最顽固的时候，而恰恰发生在它有所松动，开始改革的时刻。
所以，由于拉美国家普遍选择了法式共和的体制和政治审美，它也就承袭了这条道路的艰难，与走入正门的狭窄。而只要不能走入现代化国家的正门，最拥有活力的民间私权资本，就时刻面临公权力的侵夺和贫民阶层的嫉妒这双向的审视，无法长到太大就会迎来毁灭。
所以与真正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拉美一直缺乏一流的私营企业、跨国公司或财团。这当然不是美国或者其他发达国家 通过不择手段的外加限制就可以做到的，而是这套体系的内部自限性，决定了其发展的高限，永远只能是笼中鸟、盆中景。
所以综上，拉美的陷阱，其实远远不是一个查韦斯、马杜罗、贝隆夫妇、阿连德的错误决策所能决定的悲剧，也不是被这些“左翼”改革者没收了资产而恼羞成怒，实行经济制裁的美国所能左右的棋局，它甚至不是拉美左翼梦想缔造的福利国家有多么遥不可及。它是一个又经济而政治、由政治而文化的内部自洽系统所缔造的悲剧。
诚如黑格尔所说的，“我们可以说，斯巴达人有这样的文化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制度。也可以说，他们有这样的制度是因为他们拥有那样的文化。而讨论到最终我们发现，在制度与文化之上，有一个更高的主宰在统御着两者，那就是斯巴达人的精神，或者说他们的哲学……”
所以我们似乎也可以说，“拉美陷阱”如果真的存在，也是它的历史所赋予它的精神或者说拉美哲学所决定的。只是这种精神和哲学，并不是因为独有什么才造就了拉美的悲剧的。而恰恰是因为它缺少了一些东西——
比如法治、比如对私权的尊重、比如将对自由和共和的遵守、置于对公平和民主的推崇之前。
而这些问题，恐怕并不仅仅是拉美国家所独有的隐患。
所以我一直觉得，“拉美陷阱”这个词，用的终究有些草率——
归根结底，现代性，只是一道窄门，
被挡在这扇大门外，长久徘徊、百年孤独的，又何止有拉美。
全文完
